十三世土登以来，西藏也如清末时的内地一样进行了一次近现代化的军队改革。从外国引进了少量的机械设备和枪炮弹药，按照近现代军队的军官乃至士兵培训模式建设了一支颇为堪战、至少不比汉地的蒋军或军阀更为逊色的部队。然而正如清末新军成为了满清政权的最重要掘幕人一样，新兴的藏族新军官势力在二十年代也险些掀起一场针对当地宗教势力的反叛和洗牌。这导致即便思想开化如十三世土登也不得不重新清理藏军军官层并以传统的旧贵族构架代之。藏军的战斗力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就远不如青马或内地正规军了。即便如此，考虑到西藏内部反对的反对阶层乃至外国势力必然的扶植和干扰，进藏的部队也足有两个主力师的兵力，做好了伤亡牺牲几千人进行严酷战斗的准备。

外蒙做为二十年代初就在苏联的影响下和苏联一同宣布独立的地区，虽然如今依然在中华民国的版图范围内。但即便是中共内部的民族派也意识到在此时的情况下就在社会主义内部制造摩擦是极为不智的，斯大林也明白这一点。即便对于在二七年曾经翻脸过的中华民国政权也没有在抗战时期利用中国对苏联的依赖签定什么明确的外蒙独立条约。只是到了苏联携二战胜利之威与美英划分好势力范围初步解除欧战威胁的情况下才明确了外蒙的地位。

1934年4月阳春时节，随着连续几个月的进军，全国除西藏台湾等个别地方外已经基本解放。中华苏维埃应于何处最终建都摆上了议题和台面。除北平外，有人主张南京、有人主张西安、还有人主张武汉做为最终首都。

历史上的中国这个选择似乎是比较显而易见的：北平的周边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大都是最为巩固的解放区和根据地，这就是选择立都北平的最重要原因。然而在最终获得胜利的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国革命的核心地区仅仅是以大别山及西北地区，最多加上赣南、胶东等一些曾经沦陷过的根据地。并不存在大面积且长期巩固的解放区。这个优势似乎就没有了，倾向于南京和武汉甚至西安的人也不少。

“我主张我们还是应该最终定都北平，并改名为北京。当然，西安可以做为我们临时的陪都。在短期内，西北交通线的建设是极为重要的”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也是农村土地革命创立者之一的毛泽东在思索了很久并听取了很多专家顾问的意见和资料之后最后说道：

“或许有人反感明清北洋以来北平的一些旧王朝的封建陈腐气息，但如果我们本着遵从中国传统而事实求是的原则呢？以北平为中心周边五百公里的范围内都是以人口密集交通纵横的平原为核心的地方。民众也因为长期以来的历史统治更为良善易治，之间的沟通没有太大的方言语言障碍，便于各种政策的落实，这就是北京相比其他地区的王气所在。另一方面，现在已经有一些情报资料表明：从地理和资源的角度来说：北京是中国工业与农业剩余资源的重心，这对于中央政权的巩固是必要的。至于我们要建立的一个新政权是要真的搞联省自治乃至自由派那一套还是一个党中央更有权威的集权政体，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比西方晚觉悟了几百年、差距那么大、不谈我们共产主义的最终理想。哪怕仅仅是从民族需求而言，俄国人的路也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就是我们的老对手蒋介石，乃至外国的凯末尔这些资产阶级不也是对此有部分的认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