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2月最后一天元宵节的晚上，有着一丝贫困和陈旧气息北平城里的响起了节日时的炮声，似是像春节一般热闹非凡。这不仅仅是因为元宵佳节的缘故，还因为正是这一天象征国耻的东交民巷里的多国大兵乃至包括一些巡警在内开始主动灰溜溜的撤出了城。中国虽然是一个贫困落后百姓素质和教育也较差的国家，但自古以来“天朝上国”的自信心的崩塔乃至那些外国人逐渐在华经济渗透后很多人同国内的牛鬼蛇神们一般无二的嘴脸还是培育出最早的朴素民族主义情怀，并且在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和无线广播、初级教育、传媒出版的初步发展后近一步增强了。

张学良在这一天最终下定了决心，在东北军主要将领的会议上宣布了有关和平改编的重大决定。心腹黎天才的意见到是次要的，张学良知道他是个有亲共倾向的左翼分子。海南岛上传来的消息外加北平城里外国人的动向使他最终认识到谁才是更强势的一方，乃至如果自己选择跟随老兄弟蒋中正去日本的话会面临怎样的生活。虽然做为一个军阀他对于赤色势力有相比日本等白色帝国主义国家更深的警惕，但他相信建国后自己的影响力再被消除和打压，也是个庞大的存在，可以大展拳脚的地方还很多。

“中华苏维埃的情况我不了解，但是苏联的情况我可是了解的。那里只有一个太阳，这和平改编之后真的有我们的地位么？”不少人对此还是顾虑重重。

“条件是谈出来的，局面要靠我们创造。我们的战斗力虽然相比他们的野战主力相差悬殊，全部堪战的二三十万主力部队不一定顶的上他们一个主力军甚至一个精战团，但至少现在他们的党员乃至军队都很有限，又面临比较大的外战威胁。暂时还是要靠我们管理这华北和东北的地面。相关事宜这份文件上有，政治委员做为顾问团只到团一级。负责军纪和兵源选拔，以我们为主，行政机构也是这样。社会主义改造和军队统一改造么，提出的时间是十五年，是十五年后我们可以选择去国外或者在国内担任类似教育、交通、水利、外贸这些非强力及重工业部门的部长。”张学良的心腹黎天才向众人解释道。

这些条件远远比云南的龙云、乃至西安的19路军在更早也更为关键的时候起义并接受彻底改编的待遇优厚的多。也不是历史上的傅作义所获得的条件能够并论的，这确实同此时远比1949年更为严峻的外战威胁有直接的关系。在斯大林给中华苏维埃的电报中为了避免在过早的时候同日本发生全面的冲突，此时还控制着广大东北乃至华北地区的张学良做为未来两三年内的缓冲是必要的。

在对待香港澳门乃至与英国的关系上，新政权上层内部却有了不小的争论。不少人主张马上解放香港澳门。就像对待西方国家在内地很多地方的殖民据点一样，也有一些人认为现在与英国等西方国家全面摊牌的时间还不成熟。最好是新政权经过两三年的战备之后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彻底解决了日本问题，收复香港和澳门的行动才可以考虑。尤其是橡胶等很多战略资源的转运还是苏联所需的。最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老毛的态度还有莫斯科来的电报决定了对这一问题的最终决定：香港和澳门在短期内暂时不予以武力解放。

然而更为偏远的西藏，在因为某种途径了解到一些情况后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却采取了远比历史上的新中国更为强硬的态度：西藏的政权接收克不容缓，那里的农牧业改造要与内地广大地区从解放到基层相同的时间表进行。

旧西藏的问题被证明是很难用和平与温和的手段解决的。上千年来旧上层和贵族利用宗教严密的从思想和精神上统治了那里的人民。更为主要的是：那里的敌对阶层所占比例不是像汉地的乡绅地主一样百分之一或百分之几的比例，而是百分之大几到百分之十的比例。如果没有一场暴烈而血腥的暴风骤雨对百万藏区进行彻底的洗牌，就像在青甘边界那样，西藏问题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而彻底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