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０７生重大的变化，并且在英国和在欧洲各国一样，正常工资的一部分仍然是地租的组成部分。舍夫茨别利伯爵，当时又叫艾释黎勋爵，贵族慈善家之一，对于英国工厂工人的状况大为激动，于是在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运动中，充当他们在议会的代言人，这时，工业家的代言人为了报复，公布了一份属于该伯爵所有的几个村庄农业短工的工资统计材料（见第１卷第２３章第５节ｅ：《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这份统计材料清楚地指出了，这位慈善家的地租的一部分，不过是他的租地人替他从农业工人的工资中掠夺而来的。这个统计材料的公布之所以有意思，还因为其中包含的事实，可以大胆地和１８１４年、１８１５年调查委员会所揭露的最坏的事实相媲美。当情况迫使农业短工的工资暂时提高时，租地农场主就立即叫嚷说，要把工资提高到其他产业部门所通行的正常水平，而不同时降低地租，是不可能的，并且必然会使他们破产。因此，这里面包含着这样的自供：租地农场主以地租的名义，克扣一部分工资交给土地所有者。例如，１８４９——１８５９年，英格兰农业工人的工资由于下面的一系列有决定意义的情况而提高了：爱尔兰的人口外流断绝了从该地来的农业工人的供给；工厂工业异常大量地吸收农业人口；战争需要兵员；异常大量的人口移居澳洲和美国（加利福尼亚），以及其他一些不必在这里详细论述的原因。同时，除了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歉收以外，这个期间的谷物平均价格下降了１６％以上。租地农场主叫嚷要求降低地租。在个别情况下，他们达到了目的。但是总的说来，他们的这个要求并没有成功。他们只好设法降低生产费用，如大量采用蒸汽发动机和新机器，这些机器，一方面代替了马，把马从经营上排挤出去，另一方面也把农业短工游离出来，造成了一个人为的过剩人口，并由此引起工资的再度下

７０８降。这十年来，尽管和总人口的增长相比，农业人口普遍地相对减少了，尽管某些纯农业区的农业人口绝对减少了，但上述情况还是发生了。１８６５年１０月１２日，当时剑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福塞特（１８８４年在邮政总长的任内去世），在社会科学会议上也说过：

“农业短工开始向国外迁移，租地农场主开始抱怨说他们将无力象往常那样支付如此高的地租，因为向国外移民使劳动变得更贵了。”

因此，在这里，高地租和低工资完全是一回事。只要土地价格的水平取决于这个使地租增加的情况，土地价值的提高和劳动的贬值就是一回事，土地价格的昂贵和劳动价格的低廉就是一回事。

法国的情况也是这样。

“租价上涨了，因为面包、葡萄酒、肉类、蔬菜和水果的价格上涨了，而劳动的价格却保持不变。如果老人们查看一下他们父辈的账目，——这将把我们带回到大约一百年以前，——他们就会发现，当时法国农业地区一个工作日的价格，正好和现在一样。肉类价格从那时起却上涨了两倍……谁是这种变化的牺牲者呢？是租地的所有者富人，还是耕种租地的穷人？……租价上涨，是公众不幸的证明。”（莫·律比匈《法国的和英国的社会结构》１８３７年巴黎第２版第１０１页）

以下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地租一方面是平均利润扣除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平均工资扣除的结果：

前面引述的地产经理人和农业技师摩尔顿说：人们在许多地方已经注意到，大租地农场的租金，比小租地农场的租金低，因为

７０９“同后者的竞争，通常比同前者的竞争更激烈；并且因为小租地农民除了农业外，不大可能从事别的工作。他们由于必须找到合适的工作，而往往被迫同意支付他们明知过高的租金”。（约翰·洛·摩尔顿《地产的资源》１８５８年伦敦版第１１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