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他看来这种差别在英国正逐渐消失，他认为，正是小租地农民阶级的向国外迁移，大大促进了这一点。同一个摩托车尔顿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明租地农民自己的工资，显然有一个扣除部分加入了地租，他所雇用的人的工资更是如此了。在那些不能使用双马犁的不到７０至８０英亩（３０至３４公顷）的租地农场，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租地农民不象别的劳动者那样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勉地劳动，他就不能靠他的租地农场生活。如果他把工作交给他雇的人去做，而自己只从旁监督，那末，他很可能马上就会发现，他将无力支付自己的地租。”（同上，第１１８页）

摩尔顿由此得出结论说：如果一个地方的租地农民不是很贫穷，租地农场就不应少于７０英亩，这样，租地农民才养得起两匹到三匹马。

莱昂斯·德·拉维涅先生（研究院院土和中央农业协会的会员）表现了非凡的才智。他在其《英格兰的农村经济》（根据１８５５年伦敦版英译本引用）一书中，就牛（牛在法国干活，在英国不干活，因为已被马取代）的年收益，作了如下的比较（第４２页）：

法国英国

牛奶……４００万镑牛奶……１６００万镑

牛肉……１６００万镑牛肉……２０００万镑

劳动……８００万镑劳动……

２８００万镑３６００万镑

但是，根据他自己的材料，英国所以有较高的产值，是因为英国的牛奶价格比法国贵一倍，而他假定两国的牛肉价格是相等的（第３５页）；因此，如果英国的牛奶产值缩减到８００万镑，那末，总产值也要缩减到２８００万镑，和法国一样。拉维涅先生竟把不同的产量和价格差额同时列入他的计算，这确实是有点过分，因此，当英国某些物品的生产比法国更昂贵（这充其量表示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得到更大的利润）时，这竟被看作英国农业的一个优点。

拉维涅先生不仅熟悉英国农业的经济成果，而且也相信英国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的偏见。他在第４８页中证明了这一点：

“种植谷物通常有一个很大的害处……它会使种植谷物的土地枯竭。”

拉维涅先生不仅认为其他植物不会造成这种后果，而且他还认为饲料植物和块根植物会使土地肥沃。

“饲料植物会从大气中摄取它生长所需的各种主要养分，而它还给土地的，多于它从土地摄取的。因此，它从两方面，即直接地和通过它转化为厩肥，来补偿谷物及其他使土地枯竭的作物所造成的损失。因此，有一个原则：它至少应当和这些作物轮种。诺福克的轮作制就是这样形成的。”（第５０、５１页）

相信英国这种农村童话的拉维涅先生，也相信自从废除谷物关税以来，英国农业短工的工资已经失去以前的反常现象，这是并不奇怪的。（见我们以前在第１卷第２３章第５节关于这一点的论述）我们不妨再听听约翰·布莱特先生１８６５年１２月１３日在北明翰的演说。他在谈到５００万户家庭在议会中完全没有代表以后，接着说：

“其中列入需要救济的贫民的不幸名册的家庭，在联合王国有１００万户，

７１１或确切地说，有１００万户以上。另外有１００万户家庭的处境比需要救济的贫民稍好些，但也随时有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危险。他们的现状和前途并不好一些。现在，请看一看社会的这个部分的无知的下层。请看一看他们受排斥的境遇，他们的贫困，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完全绝望的处境。甚至在美国，甚至在奴隶制度占统治时期的南部各州，每个黑人也还相信欢乐的日子终有一天会来临。但是，我在这里必须坦率地说，对这些人来说，对我国最下层的这些群众来说，情况会得到某些好转的信心是不存在的，甚至这样的向往也是不存在的。诸位最近在报纸上是否读到过一篇关于多尔塞特郡一个农业短工约翰·克罗斯的报道？他每周劳动６天，深受他的雇主的好评，他按每周８先令的工资，替他的雇主干了２４年活。约翰·克罗斯要靠这点工资在他的小屋养活一个有７个孩子的家庭。他为了给他生病的妻子和婴儿取暖，而拿走了——在法律上说，我认为，就是偷窃了——一个价值６便士的木栅栏。为了这个过失，他被治安法官判处１４或２０天的监禁。我可以告诉诸位，在全国，特别是在南部，可以找到好几千起和约翰·克罗斯情况类似的事件。他们处在这样的状况中，以致最正直的研究家都一直无法揭开他们如何勉强维持生命的秘密。诸位请看一看全国，看一看这５００万户家庭和这个阶层所处的绝望状态吧。难道不能如实地说，这些被剥夺选举权的居民大众从事苦役，不断从事苦役，几乎没有休息吗？请把他们和统治阶级对比一下，——但如果我这样做，人们就会给我加上共产主义的罪名……在所谓的民主自由的国度里，共产主义是一种“罪名”。但是请把这些劳累不堪，没有选举权的居民大众，和可以看作统治阶级的那部分人对比一下。请看看他们的财富，他们的豪华，他们的奢侈。请看看他们的疲倦，——因为他们也有疲倦的时候，但这是享乐过度后的疲倦，——请看看他们如何到处游荡，似乎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寻求新的欢乐。”（１８６５年１２月１４日《晨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