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商品的需求和供给调节着商品的市场价格，所以这里很清楚，奥维尔斯顿把表现在贴现率上的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和对现实“资本”的需求混为一谈，这是多么错误。认为商品价格是由流通的货币量的变动来调节这种论断，现在被这样的说法掩盖起来了：贴现率的变动，表示对不同于货币资本的现实物质资本的需求的

６２４变动。我们已经看到，诺曼和奥维尔斯领事实上都在这个委员会面前这样说过；而且我们也看到，特别是后者，不得不求助于可怜的诡辩，直至他最后完全进入了死胡同。说什么现有金量的变动，在它增加或减少国内的流通手段量时，必然会使该国范围内商品价格上涨或下跌，这实际上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如果金被输出，那末，按照这个通货理论，输入金的国家的商品价格就必然会提高，从而在金输入国的市场上，金输出国的出口品价值将提高；相反地，在金输出国的市场上，金输入国的出口品价值将降低，而在这些出口品的原产地金输入国，它们的价值将提高。事实上，金量的减少只会提高利息率，而金量的增加则降低利息率。如果不是因为在成本价格的确定上或需求和供给的决定上，要考虑到利息率的这种变动，商品的价格是完全不会受这种变动影响的。——

在同一个报告内，一家经营印度贸易的大商行的经理纳·亚历山大，对五十年代中期银向印度和中国的大量流出（部分地是由于中国的内战妨碍了英国纺织品在中国的销售，部分地是由于欧洲丝蚕的疫病，使意大利和法兰西的养蚕业大大缩小）发表了这样的见解：

（第４３３７号）“究竟是向中国还是向印度流出呢？——人们把银运到印度，并用其中很大一部分买了鸦片，全部运到中国去，以形成用来购买蚕丝的基金；印度＜尽管有银堆积在那里］的市场状况是，把银运到那里去比把纺织品或其他英国工业品运到那里去，对商人们更为有利。”——（第４３３８号）“我们得到的银不是从法国大量流出来的吗？——是的，流出的量很大。”——（第４３４４号）“我们不是从法国和意大利进口丝，而是把大量孟加拉丝和中国丝运往法国和意大利。”

因此，银——世界的这个地区的货币金属——代替商品被送

６２５到亚洲去，并不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在生产它们的国家（英国）上涨了，而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在进口它们的国家，由于进口过剩而下跌了；虽然银是英国从法国得来的，而且一部分必须用金来支付。按照通货理论，作为这种进口的结果，价格在英国必定下跌，而在印度和中国必定上涨。

再举一个例子。利物浦的一个第一流大商人怀利向上院委员会（商业危机，１８４８——１８５７年）作证说：

（第１９９４号）“在１８４５年底，没有什么营业“比棉纺业”更为有利可图，能提供这样大的利润。存棉很多，而且适用的优质棉以每磅４便士的价格就能买到，用这种棉花可以纺成上等二号４０支细纱，费用同样是４便士，所以纺纱业主总共支出大约８便士。这种棉纱在１８４５年９月和１０月曾以每磅１０１／２便士和１１１／２便士的价格大量出售并订了大量的供货合同。有时纺纱业主所赚得的利润和棉花的购买价格相等。”——（第１９９６号）“营业到１８４６年初还很赚钱。”——（第２０００号）“１８４４年３月３日的存棉“６２７０４２包”，为现有存棉“在１８４８年３月７日是３０１０７０包”的两倍多，但是每磅价格却要贵１１／４便士“６１／４便士对５便士”。同时，棉纱，上等二号４０支细纱，到１８４７年１０月也由１１１／２——１２便士，跌到了９１／２便士，到１２月底又跌到了７３／４便士。棉纱是以纺成它的棉花的购买价格的的。”（同上，第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号）

这一点说明奥维尔斯顿对自己私利的盘算很高明，在他看来，货币应该“昂贵”，因为资本“缺乏”。１８４４年３月３日，银行利息率为３％，１８４７年１０月和１１月上升为８％——９％，１８４８年３月７日，仍为４％。由于销售完全停滞和恐慌以及与此相应的高利息率，棉花价格跌到远低于和供给状况相适应的价格。其结果是，一方面１８４８年的棉花进口惊人减少，另一方面，美国棉花生产减少了；因此，１８４９年棉花价格有了新的上涨。在奥维尔斯顿看来，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