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问题可以这样来解决：

如果借贷资本的供求要和一般资本的供求相一致（虽然一般资本的供求这句话是荒谬的；对产业资本家或商人来说，商品是他的资本的一个形式，但他从来不要求资本本身，他只是不断要求特５８７殊的商品本身，并且把它作为商品——谷物或棉花——来购买和支付，而不管它在他的资本循环中起什么作用），那就要假定没有贷款人，代替贷款人的是占有机器、原料等等的借贷资本家，他们象出租房屋一样，把这些东西贷给或租给那些自己也有一部分这些物品的产业资本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借贷资本的供给就会和对产业资本家的生产要素的供给相一致，会和对商人的商品的供给相一致。但是，很明显，这样，利润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分配，首先就会完全取决于贷出的资本和使用者所有的资本之间的比例。

按照魏格林先生的说法（银行法，１８５７年），利息率是由“闲置的资本量”决定的（第２５２号）；“只是寻找投资场所的闲置的资本量的指数”（第２７１号）；这种闲置的资本后来又叫作“流动性资本”（第４８５号），他认为流动性资本包括“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和国内其他的流通手段，例如地方银行的银行券和国内现有的铸币……我把各银行的准备金也列入了流动性资本”（第５０２、５０３号）；后来把金条也列入了（第５０３号）。所以，同一个魏格林又说，“在我们＜英格兰银行］手里实际握有绝大部分闲置的资本时”，英格兰银行对利息率会有巨大的影响（第１１９８号），而按照奥维尔斯顿先生以上的证词，英格兰银行却“没有资本的位置”。魏格林还说：

“照我看来，贴现率是由国内闲置的资本量调节的。闲置的资本量则由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所代表，而这种准备金实际上是金属准备。因此，当金属贮藏减少时，就会使国内闲置的资本量减少，从而使其余部分的价值提高。”（第１２５８号）

约·斯图亚特·穆勒说（第２１０２号）：

“银行为了要维持它的银行部的支付能力，必须竭力充实银行部的准备金；因此，它一旦发觉已有现金流出，它就必须使它的准备金得到保证，或５８８者限制它的贴现，或者出售有价证券。”

如果只考察银行部，准备金就只是存款的准备金。按照奥维尔斯顿的意见，银行部应该只作为银行家来经营业务，而不用考虑银行券的“自动”发行。不过，在真正的货币紧迫时期，英格兰银行就会不顾单由银行券构成的银行部准备金，而紧紧盯住金属贮藏；如果它不想破产，它就必须这样做。因为，随着金属贮藏消失，银行券的准备金也相应地消失；关于这一点，利用１８４４年银行法对这个问题作了英明处理的奥维尔斯顿先生，应该比谁都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