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两个人在互相交易上都有支付逆差，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如果他们互相是债务人和债权人，那很清楚，只要他们的债权不能互相抵销，就余额说，必然会有一方是另一方的债务人。但国与国之间决不是这样。所有经济学家都承认情况不是这样，他们所依据的论点是：虽然两国之间的贸易差额最后必须相抵，但支付差额对一国来说还可能是顺差或逆差。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的区别在于：支付差额是一个必须在一定时间内结清的贸易差额。危机把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之间的差别限制在一个短时间内；而在危机已经发生，因而现在支付期限已到的国家，又会有某些情况发展起来，这些情况本身会引起结算时期的缩短。首先是输出贵金属；然后抛售委托销售的商品；输出商品，以便抛售这些商品，或凭这些商品在国内取得贷款；提高利息率，宣布废止信用，使有价证券跌价，抛售外国有价证券，吸收外国资本投到这些已经贬值的有价证券上，最后是宣告破产，以抵偿大量债权。这时，还往往要把金属输出到已经爆发危机的国家，因为向那里发出的汇票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最安全的办法是用金属支付。此外还有这一情况：对亚洲来说，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同时直接或间接地是它的债务人。一旦上述各种情况对另一个有关国家发生充分的影响，那个国家也会开始输出金银，一句话，会出现支付期限，于是会重复同样一些现象。

在商业信用中，利息，作为信用价格和现金价格的差额，只是５８６当汇票具有比普通期限长的期限时，才加到商品的价格中去。否则，就不会。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手接受信用，另一手给予信用。“这和我的经验是不一致的。——弗·恩·”但是，只要贴现以这种形式在这里出现，贴现就不是由这种商业信用调节，而是由货币市场调节。

如果决定利息率的货币资本的供求，象奥维尔斯顿所断言的那样，和现实资本的供求是一回事，那末，利息就必然会因为我们考察的是不同的商品，或者是同一商品的不同阶段（原料、半成品、成品），而同时是低的又是高的了。１８４４年英格兰银行的利息率，是在４％（１月到９月）、２１／２——３％（１１月到年终）之间变动的。１８４５年利息率为２１／２％、２３／４％、３％（１月至１０月），最后几个月是在３％和５％之间。优级奥尔良棉的平均价格，在１８４４年为６１／４便士。在１８４５年为４７／８便士。利物浦的存棉在１８４４年３月３日为６２７０４２包；在１８４５年３月３日为７７３８００包。按照棉花的低廉的价格判断，１８４５年的利息率必然是低的，而在这个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它也确实是低的。但是如按照棉纱来判断，利息率却必然是高的，因为棉纱的价格是相对高的，棉纱的利润是绝对高的。每磅价值４便士的棉花，１８４５年用４便士的纺纱费就可以纺成棉纱（上等二号４０支细纱），这个棉纱一共只要纺纱者花费８便士，而在１８４５年９月和１０月，他却可以按每磅１０１／２便士或１１１／２便士的价格出售（见下述怀利的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