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自己的货币投到铁路方面，几乎所有商行都开始程度不等地缩小自己的营业。”［同上，第４２页］——“各商行都把这样大量的货币贷给铁路，结果这些商行不得不通过汇聚贴现的方式再向银行取得大量贷款，以便维持自己的营业。”（同一位霍奇森，同上，第６７页）“在曼彻斯特，铁路投机使许多人遭到巨大损失。”（罗·加德纳，同上，证词第４８８４号。在第１卷第１３章第３节ｃ及其他地方曾多次提到过这个人。）

１８４７年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商品的惊人过剩和东印度贸易上的疯狂投机。但是还有别的情况促使这个部门的一些十分富有的商行遭到破产：

“它们有雄厚的资金，但这些资金不能流动。它们的全部资本都固定在毛里求斯的地产或靛蓝厂和制糖厂上了。后来，当它们的债务达５０——６０万镑时，它们已经没有流动资金来兑付它们的汇票了，最后才发觉，为了兑付它们的汇票，只有完全依靠它们的信用”（查·特纳，利物浦经营印度贸易的大商人，同上，第７３０号）。

再看看加德纳的证词（同上，第４８７２号）：

“中国条约签订后，国内立即出现了竭力扩大对华贸易的广阔前景，因此，除了现有的全部工厂外，又有许多大工厂专门为了做这种生意而建立起来，以便制造那种主要是销往中国市场的棉织品。”——（第４８７４号）“这种生意做的怎样呢？——倒霉透了，真是一言难尽；我不认为，１８４４年和１８４５年对华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已经收回；因为茶叶是主要的回头货，并且因为使我们产生很大的期望，所以我们工厂主都确信茶叶税会大大降低。”

请看英国工厂主所特有的信念的天真流露：

“我们对国外市场的贸易，不是受国外市场购买商品的能力的限制，而是受国内我们对作为我国工业品的回头货而得到的那些产品的消费能力的限制。”

（那些和英国通商的比较穷的国家，当然可以对任何数量的英国工业品进行支付和消费，而遗憾的是，富有的英国竟不能消化作为回头货的产品。）

（第４８７６号）“起初我运出一些商品，出售时大约亏损１５％，因为我完全相信，我的代理商购买茶叶的价格，可以使我在英国转卖这些茶叶时，获得一笔足以补偿上述损失的利润；结果我非但没有获得利润，有时反而亏损２５％，甚至５０％。”——（第４８７７号）“工厂主出口是自负盈亏吗？——主要是这样的；商人好象不久就发觉，他们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所以他们怂恿工厂主采取委托销售的办法，而不必亲自参与。”

可是，在１８５７年，损失和破产主要落到了商人身上，因为这一次是工厂主让商人对国外市场商品过剩承担了“自负盈亏”的责任。

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参看下面举出的关于伊普斯威奇地区的例子，在１８５７年以前的几年间，那里的租地农民的存款增加了三倍），从前的私人贮藏货币或铸币准备金，都在一定时间内转化为借贷资本。这样造成的货币资本的扩大，和伦敦股份银行开始对存款支付利息时存款的增长一样，并不表示生产资本的增加。在生产规模保持不变时，这种扩大只会引起借贷货币资本比生产资本充裕。因此实行了低利息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