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生产过程再一次达到过度紧张状态以前的那种繁荣局面，商业信用就会大大扩张，这种扩张实际上又是资本容易流回和生产扩大的“健全”基础。这时，利息率虽然已经高于最低限度，但是仍然很低。事实上这是唯一的这样一个时期，这时可以说低利息率，从而借贷资本的相对充裕，是和产业资本的现实扩大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资本容易并且有规则地流回，加上商业信用扩大，这就保证了借贷资本的供给，防止了利息率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只有到这时，没有准备资本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资本而完全依赖货币信用进行投机的骑士们，才引人注目地涌现出来。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固定资本的显著扩大和新型大企业的大批开设。现在，利息提高到它的平均水平。但是，只要新的危机爆发，信用突然停止，支付停滞，再生产过程瘫痪，并且，除了上述的例外情况，在借贷资本几乎绝对缺乏的同时，闲置的产业资本发生过剩，这时，利息率就会再升到它的最高限度。

因此，表现在利息率上的借贷资本的运动，和产业资本的运动，总的说来，是按相反的方向进行的。有一个阶段，低的但是高于最低限度的利息率；与危机以后的“好转”和信任的增强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另一个阶段，利息率达到了它的平均水平，也就是离它的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等距的中点，——只是在这两个阶段，充裕的借贷资本才和产业资本的显著扩大结合在一起。但是，在产业周期的开端，低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收缩结合在一起，而在周期的末尾，则是高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过多结合在一起。伴随“好转”而来的低利息率，则表示商业信用对银行信用的需要是微不足道的，商业信用还是立足于自身。

这种产业周期的情况是，同样的循环一旦受到最初的推动，它５５３就必然会周期地再现出来。（）在松弛的情况下，生产下降到上一个周期已经达到并且现在已经奠定技术基础的那个水平以下。在繁荣期——中期，生产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在生产过剩和欺诈盛行的时期，生产力紧张到极点，直至越过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限制。

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感到不足，这是不言而喻的。汇票能否兑现，取代了商品本身的形态变化，并且，单靠信用来进行交易的厂商越多，这个时期的情形就越是这样。象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那样不明智的和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这种货币危机。但是，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５５４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象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欺诈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并且，在这里，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在这个纸券的世界里，现实价格和它的现实要素不会在任何地方表现出来。表现出来的只是金银条块、硬币、银行券、汇票、有价证券。在全国金融中心，例如伦敦，这种颠倒表现得尤为明显。全部过程都变为不可理解；而在生产中心，情况就不象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