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

1836年的一个早晨，以经济学识和文体优美著称的纳骚?威?西尼耳，这位在英国经济学家中相当于克劳伦的人，从牛津被召往曼彻斯特。他在牛津教授政治经济学，现在被召到这里来学习政治经济学。工厂主选中了他，要他充当斗士去反对新颁布的工厂法和比工厂法更激进的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运动。工厂主以通常具有的实际敏感看出，这位教授先生“还需要好好地最后雕琢一番”。因此他们写信叫他到曼彻斯特来。这位教授先生把他在曼彻斯特从工厂主那里学到的课业，加以润色，写成一本小册子：《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可以读到下面一段很有教益的话：

“按照现行法律，凡雇用不满18岁的人的工厂，每天的劳动时间都不得超过111／2小时，就是说，一周的前5天每天劳动12小时，星期六劳动9小时。下面的分析说明，这种工厂的全部纯利润是由最后一小时提供的。假定工厂主投资100000镑，其中用在厂房和机器上的是80000镑，用在原料和工资上的是20000镑。假定资本每年周转一次，总利润是15％，该厂全年的商品销售额应该是价值115000镑……一个工作日是23个1／2劳动小时，每个1／2劳动小时生产115000镑的5／115或1／23。在构成总额115000镑的23／23中，20／23即115000镑中的100000镑只是补偿资本，1／23即总利润15000镑中的5000镑补偿工厂和机器的磨损。其余2／23即每天最后两个1／2小时才生产10％的纯利润。因此，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工厂不是劳动111／2小时，而是可以劳动13小时，那末，只要增加大约2600镑流动资本，就能使纯利润增加一倍以上。反之，劳动时间每天缩短1小时，纯利润就会251消失，缩短11／2小时，总利润也会消失。”（西尼耳《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第12、13页。我们且不谈那些和我们的目的无关的奇谈怪论，例如，说工厂主把补偿磨损的机器等等的金额，即补偿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金额，算在总利润或纯利润里面。我们也不去谈这些数据是否正确。莱昂纳德?霍纳在《给西尼耳先生的一封信》（1837年伦敦版）中已指明，这些数据除了供所谓“分析”外没有什么别的价值。而这些所谓的“分析”除了自欺欺人外也没有什么别的价值。莱昂纳德?霍纳是1833年的工厂调查委员会的委员，在1859年前，一直是工厂视察员――其实是工厂检查官。他对英国工人阶级有不朽的贡献。他终生不仅同激怒的工厂主作斗争，而且同大臣作斗争，对于这些大臣来说，计算工厂主在下院的“票数”比计算“人手”在工厂内的劳动小时不知要重要多少倍。西尼耳式的庸俗经济学家在今天中国大有人在，而且大多比较“著名”。而象莱昂纳德?霍纳式的人物却很罕见。对于今天中国的一些“大臣”（地方官）来说，计算作为其政绩的招商引资的金额数比计算工人在工厂内的劳动小时（以及调查工人的劳动条件）也不知要重要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