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智的选择。”朱炎点头，“不过，协议中要加一条：荷兰人需提供二十名精通造船、铸炮、机械的工匠，来格物院任教三年。作为回报，我们可以传授他们丝绸纺织、瓷器烧制的部分技术。”

“这……他们会答应吗？”

“会。”朱炎笃定道，“技术交换，他们不吃亏。何况，我们给的是‘部分技术’，关键工艺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叫‘以市场换技术’，长远看，我们获益更大。”

正议间，王瑾匆匆而来：“国公，江南各府夏税收缴已毕，这是总账。”

朱炎接过账册。今年夏税，江南八府共收银一百九十万两，比去岁同期增长六成。其中田赋一百一十万两，商税五十万两，盐税三十万两。

“增长主要在商税和盐税。”王瑾分析道，“新式织坊开工后，棉布产量增三成，商税自然增长。盐政改革虽只试行，但盐票流通后，私盐减少，官盐销量增两成。”

“开支呢？”

“军费仍是大头，支出一百二十万两；新政推广四十万两；官吏俸禄二十万两；结余十万两。”王瑾顿了顿，“但这十万两已预定用于川东移民安置和涪陵百姓补偿。”

“应该的。”朱炎合上账册，“告诉户部，从现在起建立‘特别预算制’：军费、新政、赈济、教育、科研，各项单独列支，专款专用。杜绝挪用的可能。”

他想起一事：“番薯推广情况如何？”

“湖南已种八十万亩，长势良好。”宋应星正好进来，闻言答道，“江南稍慢，只种了三十万亩。百姓还有疑虑，怕种了番薯，官府不收。”

“那就官府收。”朱炎果断道，“传令各府县：今秋番薯，官府按市价保底收购，有多少收多少。收购的番薯，一部分供应军粮，一部分用于酿酒、制粉，还有一部分……在各地设‘粥厂’，赈济贫民。要让百姓看到，种番薯不会烂在地里。”

“遵命！”

七月初五，三份战报同时呈到朱炎案头。

第一份来自江津：刘文秀在十里坡大捷后，已与石阿豹会师，现在江津建立防线。孙可望退守涪陵，短期内无力再攻。杨震判断，川东战事将进入相持阶段。

第二份来自襄阳：吴三桂已吞并郧阳三县明军残部，兵力增至四万。但他同时提供了清军江北最新的兵力部署图，显示多尔衮正从山东、河南调兵，似有南下意图。

第三份来自九江：孙崇德密报，多铎在九江增兵至八万，打造战船数百艘，疑似准备秋后大举渡江。

“山雨欲来啊。”徐光启忧心道。

朱炎却神色平静：“该来的总会来。传令：孙崇德继续固守湖口，但可适当示弱，诱敌来攻。郑森的水师抽调一部北上，加强江防。告诉杨震，川东战事以稳为主，不必急于求成。最重要的——”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从现在起到秋收，全力推行新政，储备粮草，训练新军。待秋高马肥时，无论清军来不来，我们都要准备好。”

窗外，连续数日的阴雨终于停了。阳光破云而出，洒在南京城的青瓦白墙上，一片明媚。秦淮河上的画舫又响起丝竹声，街市恢复了往日的喧嚣。

但在场的每个人都知道，这短暂的宁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间隙。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朱炎望着窗外的景象，心中却无比坚定。路是自己选的，也是历史选的。既然来到了这个时代，既然担起了这副担子，就要走到底。

民为邦本，技可强国。这两句话，不仅写在纸上，更要刻进这个国家的骨子里。而他要做的，就是在血与火中，为这个古老的文明，锻造出一副新的筋骨。

雨过天青，但长路依然漫漫。而前行者的脚步，从未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