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正宏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脸上的表情平静得可怕。

“江秘书，“他的声音很轻，像在聊天气，“你跟了我多久了？“

“三年零四个月，处长。“

“三年零四个月。“魏正宏重复了一遍，然后翻开文件的第一页，“你知道我为什么提拔你做机要秘书吗？“

“因为我做事细心，处长。“

“不。“魏正宏摇摇头，“因为你干净。“

他站起身，绕过办公桌，走到江一苇面前。两人身高差不多，但魏正宏的气势让江一苇本能地后退了半步。

“干净的履历，干净的档案，干净的社交圈。“魏正宏一字一顿地说，“一个没有任何污点的人，恰恰是最值得怀疑的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到绝对干净——除非有人替你把脏东西擦掉了。“

江一苇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处长，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你会明白的。“魏正宏把手里的文件递给他，“看看这个。“

江一苇低头看去。文件是一份银行流水记录，上面密密麻麻列着几十笔转账。收款人的名字被涂黑了，但汇款人的名字赫然写着——江一苇。

“上个月十五日，你名下的账户收到一笔来自香港的电汇，金额是两千美元。“魏正宏的声音依然很轻，“汇款方是一家名为''远东贸易''的公司，注册地在九龙，实际控制人是——“

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故意制造悬念。

“是一个姓周的共-产-党地下交通员。“

江一苇的大脑飞速运转。他的银行账户确实在上个月收到过一笔钱，但不是来自香港，而是来自他妻子的娘家——她的母亲病重，需要手术费。两千美元是岳父变卖了祖产凑出来的。

但他在银行填写的汇款用途是“贸易货款“，因为台湾当局对私人接收境外汇款有严格限制。这就给了魏正宏操作的空间——只要把“贸易货款“重新定义为“间谍经费“，他就有理由对他进行审查。

“处长，“江一苇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稳定，“那笔钱是我岳父从香港汇来的，我可以提供证明——“

“证明？“魏正宏笑了，“你岳父在香港做什么？开餐馆？两千美元对于一个开餐馆的老人来说，不是小数目吧？“

“他卖了房子。“

“卖了房子。“魏正宏重复了一遍，然后突然变了脸色，“江一苇，你以为我会相信这种鬼话吗？“

他猛地把文件摔在桌上。

“你岳父三年前就死了！骨灰还在台南的极乐寺里！你告诉我他从香港给你汇了两千美元？！“

江一苇如遭雷击。

他当然知道岳父已经去世了。但妻子不知道——他一直瞒着她，说父亲移居香港养病，是为了不让她伤心。所以他在银行填写的汇款人信息是真实的，只是汇款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个漏洞太大了。大到无法弥补。

“处长，我可以解释——“

“不用解释了。“魏正宏挥了挥手，“从现在开始，你被停职接受审查。你的办公室会被封存，你的宿舍会被搜查，你的所有通讯记录都会被调出来。“

他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下，重新恢复了那种平静的表情。

“对了，“他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你妻子和孩子还在台北吧？她们住在哪儿？“

江一苇的血液瞬间冻结了。

“住在……大安区的新生南路。“他听到自己说。

“很好。我会派人去''保护''她们的。毕竟，一个涉嫌通共的叛徒，家属也需要''照顾''嘛。“

魏正宏说完，做了一个“带走“的手势。

两名宪兵走进来，一左一右架住了江一苇的胳膊。

走到门口的时候，江一苇回头看了一眼。魏正宏正坐在椅子上，手里转动着那支钢笔——黑色的派克笔，笔帽上刻着“忠党爱国“四个字。

他们的目光在空中相遇了一瞬。

江一苇看到了魏正宏眼中的寒意。

而魏正宏看到了江一苇眼中一闪而过的绝望——以及绝望深处，那一丝尚未熄灭的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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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三点，林默涵在台北火车站收到了苏曼卿的紧急通知。

通知的方式很特别——她让一个跑堂的小伙计送来了一碗牛肉面，碗底沉着一颗卤蛋。

卤蛋意味着“人已暴露，速撤“。

林默涵放下筷子，付了钱，走出面馆。他没有回颜料行，也没有回盐埕区的公寓。他直接去了台北车站的寄存处，取出了一个早已准备好的旅行箱。

箱子里有一套全新的身份文件——姓名：陈文彬，年龄：34岁，职业：香港商人，来台事由：采购樟脑。

这是他的第三个备用身份。前两个已经废掉了，这一个，他原本打算永远不用。

但现在，他不得不启用它。

他提着箱子走进车站的洗手间，换上了箱子里的一套灰色西装，戴上一副没有度数的平光眼镜，把头发往后梳，用发蜡固定。镜子里的人面目全非——不再是儒雅的沈墨，也不再是沉稳的陈老板，而是一个行色匆匆的香港客商。

走出洗手间后，他买了一张去台中的火车票。

台中有“老渔夫“的继任者“青松“。如果江一苇真的被捕了，那么“青松“将成为他最后的情报来源。

火车鸣笛启动的时候，林默涵靠在窗边，看着台北的街景慢慢后退。

他的手伸进口袋，握住了那块怀表。表盖的温度和他的体温一样。

“晓棠，“他在心里说，“爸爸可能要晚一点回家了。“

火车穿过基隆河的铁桥，驶入了茫茫的暮色之中。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