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谷巷藏在法租界以西三条街的位置，地图上找不着，问路得问三轮车夫——还得是拉了十年以上活的老车夫，年轻的不一定知道。

巷子窄，窄到两辆黄包车对向驶来得有一方先退到巷口让路。路面铺的是老青砖，年岁久了，砖缝里冒出细细密密的青苔，下雨天滑得能让人摔跟头。巷子两边是两排矮房子，墙皮斑驳脱落，露出底下黄褐色的砖芯，像老人脸上的斑。晾衣竿从二楼的窗户伸出来横跨巷子上空，花花绿绿的衣裳被单挂在半空中，风一吹就呼啦啦地飘，像万国博览会的旗子。

阿贝住的地方在巷子最深处，门牌号是三十二。

其实门上早没了门牌，是她在墙角一块松动的砖后面发现的——一块搪瓷小牌，锈得不成样子，上面“三十二”三个数字还能勉强辨认。她就把小牌捡起来搁在窗台上，算是给自己安了个地址。

屋子是那家绣庄的老掌柜帮忙找的。老头姓孙，单名一个“瑞”字，在沪上做了大半辈子绣品生意，人脉不算广，但胜在地头熟。他有个远房侄女在布谷巷开了间裁缝铺，裁缝铺楼上有一间堆放布料的杂物间，腾出来能住人。孙瑞替阿贝说了几句好话，侄女就答应了，每月收她三角钱——这在沪上算是半个慈善价。

杂物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墙角的木架子原本堆满布匹，如今空出来给阿贝放东西。窗户朝北，终年见不着阳光，但窗台上能放一盆草——阿贝刚住进来时从巷口花摊上花两分钱买了一小盆薄荷，如今已经抽了新叶，绿盈盈的，是整个房间里最鲜亮的东西。

阿贝把这间小屋收拾得干干净净。地上铺了一层从码头捡来的旧草席，桌上铺了一块素色粗布，针线剪刀摆得整整齐齐。绣品用油纸裹了又裹放在木架子上，每天早晚检查一遍，防潮防虫。床头那面墙上，她用饭粒粘了一张从旧报纸上撕下来的年历画——一艘冒着烟的轮船正驶过外滩，画面上还有一行小字：“沪上繁华甲天下”。她每天睁眼第一眼就看见这艘船，像是在提醒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

搬进来的头三天，阿贝几乎没出过门。

她把报名参展的四幅绣品全部拆开来重新修整。孙瑞说得对，博览会上高手如云，她的绣工再有灵气，底子终究是野路子，跟那些从小在绣楼里长大的苏杭绣娘没法比。她能拼的只有两点：一是针法的新鲜劲，二是做活的认真劲。

四幅绣品里最大的一幅是《水乡晨雾》，宽两尺，高一尺半。这是她用了将近一年时间断断续续绣出来的——画面里是她家门前的那条河，清晨的雾气从水面上升起来，把远处的芦苇荡和近处的乌篷船都裹在一种朦胧的灰白色里，只有船头一盏渔灯亮着，橘红色的光穿透雾气，在水面上投下一道细碎的倒影。

这幅绣品最吃功夫的是雾气的层次。阿贝用了七种深浅不同的灰白丝线，从浓到淡一层一层地铺，针法用的是掺针——每一针都要把两股相邻的丝线掺在一起，过渡自然得像水墨画的渲染。孙瑞第一次看到这幅绣品时，端着老花镜看了半盏茶的工夫，最后只说了一句话：“小姑娘，这幅东西你千万别贱卖了。”

此刻阿贝把这幅《水乡晨雾》摊在桌上，借着北窗透进来的天光，一针一针地检查。有些地方的丝线被包袱压得有些起毛，她用小镊子一根一根地理顺。有一处配色她觉得太跳了——雾气的灰白里夹了一抹偏蓝的色调，原本是想表现晨光初透时的冷色，但现在看来过于突兀。她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拆掉了那几针，换上更中性的暖灰。

重新绣完最后一针时，窗外已经黑了。她揉了揉酸涩的眼睛，站起身点亮煤油灯，昏黄的灯光把整个房间填满，影子投在墙上摇摇晃晃的。她走到窗前往外看了一眼——布谷巷的夜是活的。隔壁裁缝铺的缝纫机还在嗒嗒嗒地响，对面楼里有人在拉二胡，拉得不怎么好，吱吱呀呀的像猫叫。更远处，法租界的霓虹灯把半边天映成了淡紫色。

她摸了摸肚子，咕咕叫了。灶台是没有的，只能在墙角用三块砖头搭了个小炉子，烧街上捡来的碎木柴。她把从家带来的最后一张饼放在铁片上烤了烤，又倒了一碗白水，坐在床沿上小口小口地吃。

饼已经有些干了，咬起来费牙，可她还是吃得很慢。每嚼一口就想一想水乡——爹的腿今天有没有疼，娘的针是不是又扎了手。她想给家里写信，可纸和笔还没买。明天吧，明天一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