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张灯结彩，到处是别出心裁的园艺摆设。天空高远碧蓝，白云悠悠。金秋，这是北京最美的季节。人人喜笑颜开，也许是为祖国，也许是为了那7天的假期。

我不懂离婚证为什么也是红色的。但幸好这猪肝红的颜色并不鲜艳。

“我送你回家吧。”从民政局走出来以后，他说。我抬起头，他的眼睛在初秋的阳光里仍然耀眼。

“不用，谢谢。”我笑了笑。我们俩的笑容都很商务，活像刚刚谈崩了的甲方乙方，就差彼此握着手说“买卖不成仁义在”了。

他向停在路边的奔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看我：“你确定吗？还是让我送你吧？”

我也假装恢复了活力的样子冲他挥手微笑说：“你走吧。我以后也得适应坐公交的生活。”

他略一迟疑，发动车子走了。车子顺滑地溜进车流中，就像一条鱼游进了海洋。我记得那个夜晚，他把我的手抓过去放在方向盘上，把住我的手轻轻转动着方向盘。

那个记忆毁了北京流光溢彩的夜晚。从此以后，每当我坐在车里看着窗外向后退去的北京夜景，都会泪眼模糊。但是他再也不知道了。

我站在路边突然哭得不可自抑，泪眼朦胧中我看见周围都是兴高采烈的人们，在计划着、期待着他们的7天假期。

《财经世界》很快给我打了电话，对我的文章很满意，让我下个星期一可以去上班了。我也很快拿到了那本印有我写的《王老吉遇上加多宝，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的杂志。果然像他们说的，没有署名，更没有稿费。

我翻了翻自己写的文章，还是没看懂谁会伤了谁。不知道打电话叫我去上班的人能看懂吗？

说是上班，其实这里并没有我的座位和电脑，我只不过是定期蒙受召唤来这里开会而已。

十来个和我一样来实习的人把小会议坐得满满当当，众星拱月一般围着主编。主编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看起来知识分子气质相当浓厚，说起话来不温不火。

我们讨论的全是国计民生的大事，美国房市崩盘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欧洲央行货币储存……

我们提出选题，听主编不紧不慢地点拨。期间还可以有茶和咖啡供应。坐在17层楼上看着窗外街景人车茫茫，听旁边的人有条有理地讲着中俄贷款换石油的一波三折，还真有俯瞰众生、指点江山的味道呢。

一切都很完美，除了没有工资。

发表到第4篇文章的时候，我有点受不了了。每一篇文章写起来就像生孩子那么痛苦，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也凑不够字数。

而且这种东拼西凑的文章写起来让人心里发慌。靠粘贴复制写东西，一篇两篇也就算了，难道以后就靠这个活下去吗？我不敢想。

四个月的期限快到了，主编放出风来，我们这十个人里只能留下三分之一。我知道我悬了。讨论会上，我是最沉默的一个；发表文章数目，别人都已经有七八篇了，我是最少的。

从利华大厦走出来，已经到傍晚了。冷风吹得脸上发麻，靴子在铺有残雪的地面走着，冻木了的脚撞击着靴子的皮面微微疼痛。

街上红通通的灯笼亮成一片，路边掉光叶子的树上缠上了彩灯，夜色中灯光勾勒出建筑物的轮廓。卖炮竹的帐篷已经支起来了，我看见卖鞭炮的人在摊子后面冷得直跺脚。春节就快到了。

这将是我度过的一个最悲催的春节。我已经几个月没有拿工资回家了。干四个月愣是一分钱没有，连交通费也不给报销，而且发表的文章也没有署名，以后要找下一份工作都不能拿这杂志说事儿。

眼看春节要来了，交了取暖费以后，家里一点剩余钱都没有。每月月初连着月尾，就靠我妈那点养老金凑活过着。常听见别人抱怨春节车票难买，机票太贵，看来能我住在北京实在是太幸运了，算是躲过春运这一劫。但是我们今年春节就这么清汤寡水地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