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起来向那几个人表达的歉意。这里随即就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我咳嗽了两声，随即对他说道：“是这样一件事情，我有个亲戚家的孩子。。。。。。”

随后，我把这位考生的情况和想法简单地对他讲了，最后我问他道：“你看这件事情有可能吗？”

他不住在皱眉，“冯主任，你也是招办的领导，这样的事情你应该很清楚，可能性不大。”

我点头，“我是知道啊。不过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大一样，你说的可能性不大，那说明还是有可能的，只不过可能性有些小。我这样理解没错吧？”

他顿时就笑了，“冯主任，你真会说话。呵呵！实话说吧，作为招办来讲，这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我们不可能把这份档案投到北大去，你也知道，这份档案根本就法从档案库里面出得来。国家招办纪检部门的人在网上盯着，中纪委也派了巡查组在全国各地的录取场巡视，档案库的电脑主机外边有武警在守卫，你们这里不也一样？所以，这件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去看了梁主任一眼，梁主任苦笑着摇头。

我只好站了起来，“谢谢你了。麻烦你再想想吧，看看还有没有其它的可能。”

他笑着对我说：“好的。”

随即，他送我们俩出门，我再次向他告辞。不过我的心里很郁闷：这件事情办不成的话今后可能会遇上一些麻烦。不过也没办法了，只能如此。

可是，我们刚刚走出去几步后那位处长却叫住了我，我心里顿时大喜：因为这似乎就意味着他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了。

我急忙转身朝他走去。

他笑着对我说：“冯主任，刚才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性的办法。不过难度还是很大。”

我急忙地道：“有可能就行，难度再大我也想办法去解决。”

我始终相信一点：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再难的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思考问题应该从这样一些层面去考虑：别人想不到的我得想到；别人想到了但是做不到的我也应该去做到；别人不敢去想的我敢去想。

其实这说到底就是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那位处长随即对我说：“冯主任，这件事情或许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那就是以北大领导亲属的名义找我们单独要一个名额，或者是北大知名的教授也可以。因为在政策上可以在这样的事情上私下作一些倾斜。这样的话我们也就好说话了。”

我急忙地问道：“这样的事情你们有过先例吗？”

他笑着回答我道：“有过，前几年我们解决过一个人，是人大一位知名教授的子女，不过只能安排在他的本校。按照极为特殊的政策处理的，也算是特招吧。对了，这件事情最大的难度并不在于去找到某个关系，毕竟现在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容易建立。这件事情最麻烦的是这项政策只能是针对特殊人员的直系亲属，主要是考虑其子女。”

我怔了一下后还是大喜，不住向他道谢。

不过我确实感觉到了这件事情的难度了，但是我又想道：任何事情只要有先例就好办多了。

离开后我对梁主任说道：“梁主任，请多多照顾好他们几位，给这位处长搞一样像样点的阴沉木工艺品。”

他看着我，“还不如给点钱算了。”

我苦笑，“那样的话就太俗气了。就这样吧，你派人尽快去办，然后私下送给他。今后我们还要和他们长期接触呢，北京那么多知名的大学，和他们搞好关系很重要。这样，其他的人也送一样吧，档次稍微低点的。”

他连声答应。

这当一把手就是不一样，至少在这样的事情上可以挥洒自如。权力的表现形式有时候其实很简单，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然后我就想：这件事情应该找谁呢？毕竟这位考生是我们江南人，怎么可以让人相信这位考生就是北大某位领导或者专家的子女呢？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人：以前省教委的主任，如今的教育工委书记。

我即刻给他打电话。电话拨通后我极其恭敬地问他道：“冷书记，您现在有空吗？我有件事情想给您汇报一下。”

他说：“电话上讲方便吗？”

我回答道：“我想当面向您汇报。是省里面主要领导的事情。”

他说：“哦，那你马上过来吧。我在办公室里面等你。”

我即刻打电话让小隋在酒店的停车场里面等我。

冷书记坐的还是他以前的那个办公室。很多人其实还是很迷信的，冷书记虽然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也不能例外。

“哪位领导的事情？什么事情？”我在他办公室刚刚坐下后他就问我道。此时我面前的他官气十足，神情淡淡的让人感到有一种不可捉摸的感觉。似乎他曾经和阮婕的那件事情从未发生过，他在我面前依然保持着一种威严的姿态。

我当然知道这仅仅是他的外在表现。其实我和他的心里永远都会记得那件事情，只不过不管是他还是我，都不能表露出分毫罢了。有些事情就只能是这样，只能将其存在于心里。但是他心里对我的事情是否愿意出面，能够出多大的面，这可就难说了。毕竟每个人不一样，这世上忘恩负义的人也不少。

所以，我决定还是以领导事情的名义去对他讲。从刚才我和他通电话的情况来看，我的这种方式看来似乎更有效。

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就是这样，最怕的人以及最想去讨好的人就是自己的领导。这或许与我们的教育有关系。

我们大多数的孩子不怕自己的父母，但是他们对自己老师的话却奉若圣旨。还有就是，我们的孩子从小在学校里面接受的就是一种奴化教育。

说中国人有奴性，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都说要解放人让人民翻身做主人，于是我们有了新中国，于是中国人自以为我们没做奴隶了，我们是主人了，于是就没有奴性了。可是事实永远都比想的要残酷，奴性不是你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奴性思想和皇权思想是相生相伴的，没有奴才何来主人？皇权思想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可否认的是，奴性思想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传统文化是一种民族思维，文化渗透到人的潜意识认知中，这样的认知影响了我们对事物的判断。所以，奴性已经作为传统文化的包含目录，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属性。

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奴隶，人生来并不为人，更多的是自然属性。自然中只有食物链，没有统治与被统治。可以这么说，人生而平等自由。奴性是传统文化的子目录，要让一个人有奴性，只能是有人教他，在他还没有辨别能力的时候就教他接受，这样一个人才能让奴性作为潜意识的标准植入大脑。

所以，现在毫疑问的是，中国教育就充当这么一个功能，把奴性植入国民头脑，就此也可以毫不保留的给中国的教育定性为奴性教育。

首先，听话是奴化的开始。听话，是我们每个人都听过的，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听着这两个字长大的。在中国有一个“潜规则”听话的孩子就是好孩子。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是父母带着孩子走进这个纷繁的世界。一个孩子肯定有不听话的时候，作为父母就会生气就会惩罚孩子，于是在孩子懵懂的时候他就知道一点，听话爸爸妈妈就会奖励，不听话爸爸妈妈就会惩罚。孩子都希望被宠爱，于是，我们从小就进入了这么一个循环，越听话越受宠，至少是阳奉阴违的听话，取悦上级是我们从幼时就开始做的事。

因此，中国的教育失败，不是失败在高考，而是从幼儿教育就开始失败。

西方的教育却不一样。不管孩子多大都会给他们强调求生意识，不论是什么情况或是谁的话，即使他说得再正确，与你的生命安全有违背的情况，生命安全永远第一。这样的教育是在父母和老师，即全社会都是统一的。

而中国呢？从来不给孩子强调求生，孩子也根本就不懂什么是自保。他们的意识中只有一个意识，那就是听话。老师的话父母的话，不听话就不是好孩子。好孩子才可以有小红花。于是就有了一个血淋淋的案例：

某地震灾区，一个学前班的五岁小女孩，中午因为不听话被罚站在后门。后来发生了地震，老师在慌乱之中忘记了她，或许是老师觉得她离门口最近就没有管她。结果全班六十个孩子，五十九个都活了下来却只有她死了。因为她被罚站，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跑。

是她傻还是中国教育的错误？或许每个人看到这样的事都不得不思考一下该如何看待中国人的听话。

西方的幼儿教育是带领孩子去认知世界，求得真相。他们让孩子在草坪中感受绿色，在阳光下感受温暖，在自然中体会生命。他们是把孩子身临其境之后，再教给孩子东西，孩子总是以喜欢“斗嘴”似的问稀奇古怪的问题，西方父母就会很开心，说明孩子懂得了思考。若孩子不问问题，他们还会有意识的去引导他们思考。而中国则是先在室内的一堆图书中教给孩子东西，当孩子身历其境时能说出所有东西的名称，这样中国父母就会很开心，觉得孩子的学习能力真强。

可是这真的就是学习能力吗？一个连基本的思考能力都不会的孩子，能说他有学习能力吗？

中国的父母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有意识的去引导思考，而只是教孩子去认知，如果孩子提问他们反而会错愕，因为孩子提问永远在他们意料之外。他们习惯了不思考，于是也习惯了孩子不思考。他们没有去引导孩子探索，永远都是引导孩子去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