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和江北苏区此时并没有直接的无线电报往来，但还是在临近1932年春节的时候通过武汉的交通员得到了比较详细的情况。在力量加强的国民党中央军及改善了火力又有较强战斗力的湘粤桂等地军队的联合重压下，刚刚开辟了良好局面的中央苏区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就面临空前危机。南方中央在来信中提出了南方红军力量转移至北方，在鄂豫皖大别山区至川陕一带建立全国联合革命中心的看法。并要求江北苏区能趁春节之机尽早的展开战略攻势牵制敌人，最好是能向武汉发动进攻。

在1931年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的张国焘却似乎有些踌躇，主要中高级军事干部的会议上，张国焘故意用似乎带有一些讽刺意味的语气试探般的问道：“南方中央要长征了，这或许是那里敌我物质力量悬殊的原因。我不想指责什么，但是要到我们这里做太上皇，大家觉得如何？我们的这里的苏区群众可以自由的高喊打倒保卫局打倒我张国焘的口号，要是那些教条先生们来了。呵呵，大家说说我们要不要让一让到别处去发展？还有，要我们攻武汉，大家的看法如何？”

张的一席明显带有违背组织原则拉山头的话在场的师级以上军政主官不是听不出来，但如果此时有人义正词言的跳出来摘问“你还是不是个共产党员，记不记得党章，记不记得原则”“你的话怎么一股返动文人记者口吻”之类的话，或许当场没什么。但要是被老张在心里记上一笔？大家此时都已明白那是吃不了逗着走的事儿。

但是关于打武汉这事儿，前年李立三时代那时就连王明及远在万里之外的斯大林也知道是笑话。而如今，江北红军的力量空前壮大，自去年中原决战的大胜之后又足足修养整训外带适当程度的“练兵攻势”近五个月的时间了。去年新组建的部队也表现出令人满意的战斗力，除了总指挥徐向前之外不少年轻的军师级将领们都有些跃跃欲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张文本是个营级军事主官，但这个营从火力配备到人员素养使之完全不逊色于装备大大改善了的江北红军主力师，是张主席提拔起来的心腹，因此也列席江北苏区中高级军事会议并发表了看法。

“有些人认为现在我们有力量会师武汉了，并列举了什么武汉没有城墙，面积广阔等一系列利于我们进攻的条件。可大家了解武汉这种大城市的房屋建筑结构么？是不是也像周边县城甚至部分中等传统州城一样我们只要拿下了城墙用重机枪就可以控制局面，不用炸药拿把铁镐就可以随意在墙上开便门攻击？而且武汉三镇被长江汉水划分，我过去在红一连当连长的时候经历过不少渡江河湖的作战，大多都是基于对手防御兵力薄弱战斗力差才取得成功的，即便如此也经历了不少危险。在骆马湖的时候如果不是浓浓的大雨，我们面对敌人的小型改造钢板船恐怕都要付出严重代价，武汉可是有外国租借的，我们准备好攻坚、渡河、打船的足够专门器材弹药了么？什么都用枪秆子解决，我承认我们有可能达到目的。但是如果从人员到弹药损耗严重而收效不大，那又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