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连并没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组织批斗会和分田地分地浮粮地浮财这些事情上。因为时近汛期，黄淮地区的芦岭镇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防汛。其次是冬小麦的抢收。

张文曾经对劳动改造不以为然，对《赤色黎明》中的一些做法认为十分可笑。认为劳动根本不可能改造人，人的三观是要通过阶层阶级的重定位与学习才能办到的。但是现在却感到在这没有测谎仪的时代，试探这里的民风民情选拔可靠的人也只能通过半强迫性的集体劳动的办法来试探谁更诚实、服从而有纪律性。

附近几个大村庄的五六千居民中的壮劳力大约只有一千人。如果包括能干活的女性则有两千人，但是张文只按照男女各半每户出一的原则选拔了一千人左右的年轻人做为夏粮抢收的队伍---民兵要尽可能覆盖更广的家庭才能避免之后的种种弊端，这是他经过思考和对苏区的见闻所得出的结论。而其他人则由指导员和民政工作队的人负责加修各村的防洪围墙。

“这劳动效率和当初在关庙乡带领那群老弱妇儒可真是不一样啊。”三排长刘涛休息的时候闲聊道。

“怎么可能一样？关庙乡是被抽走了几乎所有男丁接受改造的钉子乡。这远离我们边区的芦岭镇民风勇敢淳朴与否不好说，勤劳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的。当然在这种公共劳动下不能指望他们的觉悟和我们一连的战士一样”张文挥着汗喘着起在地头上说道。

仅仅一天半的时间，一连排除二十人左右接受治疗或负责警戒的伤员的220名指战员抢收了四百亩麦子。而其他各户抽出的一千余名青壮男女也抢收了七八百亩。这么看来：在只用一半劳动力的情况下大概两周的时间也完全可以完成麦田的收割了。洪水来到这芦岭镇之前说不定还能完成脱粒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农业制度？受传统小农思想和耕者有其田的传统意识影响，包括苏区上层的很多人都并不急于建立向苏式社会主义靠拢的农业制度。部分地区一切土地归苏维埃的做法还受到过批评。还有一些中国革命的质疑论者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包括农业在内的一切制度，主张私有化、自由化、个人化。并至少认为中国的苏式社会主义革命是揠苗助长。对于这些看法，张文曾经是理解的：从生产关系上说，中国其实是世界上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最早的国家，社会的主要资本：土地的自由交易在两宋时代就已成为主流。儒家社会的构架和经济思想中，也有一些放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东西。在外族统治的清朝，因为以满族为主的政治阶层和汉族为主的经济领域剥削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分离，官僚资本和官僚地主/超经济关系等一些现象比以往的汉族朝代大为减少，地主乡绅和不正常的权力性土地兼并在清代比宋明时代大有收敛。使得这一套建立在小农经济上的类自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为深入人心，直到当代还有相当的影响力。

而当真正深入接触到这个落后的时代与社会以后，张文反而更加深刻的坚定了自己的立场：即便不从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出发，而仅仅从中国和中国文明的新生的角度出发，也必须要经历一个比苏式社会主义还苏式，比列宁还列宁的新式威权经济模式来彻底改造中国人在千年来的自由化经济模式中变得衰老、落后、一盘散沙的国民性。集体农庄都是远远不够的---落后的国民性早已无法保证选拔出足够多的合格村级干部。越落后，越丑陋的地方就越要进行被某些人称之为揠苗助长的国民性改造。有人攻击社会主义农业制度是“农奴经济”然而在李朝经历了几百年土地国有化的朝鲜半岛人成为亚洲海外最团结的群体，海外华人却成为一盘散沙。真正搞过农奴制的德意志在19世纪以前就曾是令欧洲不敢小视的有创造力战斗力和纪律性的民族，那些处处和美国社会形似而神根本不可能似的广大农业自由主义国家却从根本上丧失了成为世界主要角色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