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殖民地移民那里，一般地说，在独立小生产者（他们完全没

７７７有资本，或出高额利息才能取得资本）那里，代表工资的那部分产品是他们的收入，而对资本家来说，这部分产品却代表资本预付。所以，前者会把这种劳动支出看作劳动收益的必要先决条件，而这种劳动收益也就是他们首先考虑的事情。至于那种除去必要劳动以后的剩余劳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实现在剩余产品中；只要他能够把这种产品出售，或者自己使用，他就会把它看作是不费他分文的产品，因为在它上面没有花费任何物化劳动。对他来说，只有物化劳动的耗费，才是财富的让渡。他当然想按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但对他来说，即使低于价值和低于资本主义生产价格的出售，总还是有了利润，只要这种利润没有由于借贷、抵押等等而已经预先被人拿去。相反，对资本家来说，无论可变资本的支出，还是不变资本的支出，都是资本的预付。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时，预付的不变资本相对地较多，会减低成本价格，并且实际上也会减低商品的价值。因此，虽然利润单纯来自剩余劳动，单纯来自可变资本的使用，但资本家个人仍然会认为，活劳动是他的生产费用中花费最大的、最需要缩减到最低限度的要素。这不过是用资本主义的歪曲的形式反映如下事实：使用过去的劳动比活劳动多，意味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可见，从竞争的观点看，一切都会错误地、颠倒地表现出来。如果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容易被“总还是有了利润”所满足，其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动力，将不如资本主义的资本家。这是与资本主义竞争时所要注意的，但如果因此就觉得资本主义制度更好，则是荒谬的。

在生产价格不变的前提下，追加投资可以在生产率不变，提高或降低的条件下投在较好土地上，即Ｂ级以上的各级土地上。在我们的前提下，对Ａ级土地的追加投资，只有在生产率不变时（在这个场合，Ａ级土地仍旧不会提供地租），或在生产率提高时（在这个场合，投在Ａ级土地上的资本有一部分会提供地租，但其余的部分不会），才有可能，在Ａ的生产力降低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

７７８的，因为这时候生产价格已经不是不变，而是上涨。不过，在所有这一切情况下，也就是说，无论各追加投资带来的剩余产品是和它们的量成比例，是高于这个比例，还是低于这个比例，从而，在资本增加时，无论资本的超额利润率是不变，是上涨，还是下降，每英亩的剩余产品以及与之相应的超额利润都会增加，从而地租，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也会增加。按每英亩计算的超额利润（或地租）的单纯数量的增加，也就是，按一个不变单位（这里就是任何一定量的土地，一英亩或一公顷）计算的超额利润量的增加，在这里表现为一个增长着的比率。所以，在这些情况下，按每英亩计算的地租量的增加，只是投在土地上的资本的增加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在生产价格不变的时候发生的，无论追加资本的生产率是不变，是降低，还是提高，都是一样。后面这些情况会影响每英亩的地租量增加的数目，但不会影响这个增加的事实本身。这就是级差地租ＩＩ所特有的、不同于级差地租Ｉ的现象。如果追加的投资不是在时间上相继地投在同一土地上，而是在空间上并行地投在新的、质量相当的追加土地上，地租的总量将会增加，并且正如前面指出的，总耕地面积的平均地租也会增加，但每英亩的地租量不会增加。如果从总生产的和剩余产品的总量和价值来看，结果保持不变，资本在较小土地上的集中就会增进每英亩的地租量，而在相同的情况下，资本在较大土地上的分散，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却不会引起这个结果。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资本就越是集中在同一土地上，所以按每英亩计算的地租也就越提高。因此，如果有两个国家，它们的生产价格是一样的，各级土地间的差别是一样的，所投资本的总额也是相同的，但是其中一国主要采用在有限土地上连续投资的形式，另一国主要采用在比较广阔的土地上

７７９并行投资的形式，那末，每英亩的地租，从而土地的价格，在前一个国家就比较高，而在后一个国家就比较低，虽然地租总额在这两个国家是相等的。因此在这里，地租量的差别既不能由各级土地的自然肥力的差别来说明，也不能由所用劳动的数量来说明，而只能由不同的投资方法来说明。

在这里，我们说剩余产品时，总是指产品中那个代表超额利润的相应部分。在其他地方，我们说剩余产品或超额产品时，却是指那个代表全部剩余价值的产品部分，在个别场合，也指那个代表平均利润的产品部分。我们在论述提供地租的资本时赋予这个名词的特殊意义，正如以前指出的，是会引起误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