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４６但在发生困难时，例如在我以上所说的情况下，银行的贴现率就会提高……这时，交易自然变为开汇票；这种汇票不仅更适合充当已经完成的交易的合法证据，而且也更便于进一步的购买，特别是作为信用手段来获得资本。”

此外，只要银行在比较危险的情况下提高它的贴现率，——同时，银行很可能会限制它所贴现的汇票的有效期，——那就会产生普通的担心，担心这种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厉害。因此，每一个人，而首先是信用骑士，都企图把未来的东西拿去贴现，并且要在一定的时刻，支配尽可能多的信用手段。因此，根据以上所叙述的各种理由，可以得出：输入或输出的贵金属量，不单纯是作为量发生影响。它之所以发生影响，一方面，因为贵金属作为货币形式的资本，有它的特殊性质，另一方面，因为它的作用，象加到天平秤盘上的一根羽毛的作用一样，足以决定这个上下摆动的天平最后向哪——方面下坠。它之所以发生影响，因为它是出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加在这边或那边的任何一点东西，都会起决定的作用。没有这些理由，就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比如说５００万镑到８００万镑的金的流出（而根据过去的经验，这就是界限）竟能产生重大的影响。日本的这种少量的增减，即使和在英国流通中平均有的７０００万镑金相比，也是很小的，而在英国那样的生产规模中，它实际上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量。（例如，我们可以看看魏格林的可笑的回答。他说，流出５００万镑金就是减少５００万镑资本。他要根据这一点，来说明在现实产业资本无限地涨价或贬值、膨胀或收缩时不会发生的各种现象。另一方面，同样可笑的是，他还企图直接把这些现象解释为现实资本（即资本的物质要素）量膨胀或收缩的象征。）但是，正是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迫使所有货币资本为生产服务（也就是说，使所有货币收入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又在周期的一定阶段，使金属准备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它不再能执行它应执行的职能。正是这种发达的信用

６４７制度和银行制度，引起了整个机体的这种过敏现象。在生产不够发达的阶段，货币贮藏少于或多于它的平均标准，相对地说是没有关系的。同样，即使金流出的数量非常可观，但只要这不是发生在产业周期的危机时期，相对地说，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在以上的说明中，我们把由于农作物歉收等等而造成的贵金属的流出撇开不说。在这种情况下，对生产平衡突然地遭到严重的破坏（它的表现就是金的流出）所产生的影响，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这样的破坏越是发生在生产正全力进行的时期，影响就越大。

其次，我们也把金属贮藏作为银行券兑现保证和作为整个信用制度枢纽的职能撇开不说。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而金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纽马奇（银行法，１８５７年）：（第１３６４号）“英格兰银行的金属准备，实际上……是中央准备金或中央金属贮藏，国家的全部营业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可以说，它是国家全部营业的枢纽；国内所有其他银行，都把英格兰银行看作中央的贮藏库或它们取得硬币准备的蓄水池；外汇率总是恰好对这个贮藏库和蓄水池发生影响。”）我在第一卷第三章论述支付手段时已经指出，信用主义转变为货币主义是必然的现象。图克和劳埃德——奥维尔斯顿都承认，必须让现实财富作出最大的牺牲，以便在危机时期维持住这个金属的基础。争论的中心不过是数量多一些或少一些的问题，以及怎样更合理地对待不可避免的现象的问题。（“因此，实际上，图克和劳埃德两人都主张用提高利息率，减少资本贷放，及早限制信用的办法，来消除对金的过度需求。不过劳埃德凭他的幻想，作出了烦琐的甚至危险的“法律”限制和规定。”（《经济学家》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１１日］第１４１８页））一定的、和总生产相比为数很小的金属量，竟被认为是制度的枢纽。因此，即使把金属在危机时期作为枢纽的这种特性的惊人例证撇开不说，这里也产生了美妙的理论上的二元论。当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