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贮藏银行券“以加剧紧迫状态并从中取得利益”（第５３５８号），他说，这很容易做到。只要有三家大银行就足够了。

（第５３８３号）“您这位熟悉我国首都各大营业的人，竟会不知道，资本家利用这种危机，从那些被作为牺牲品的人的破产中获得大量利润吗？——这是无庸置疑的。”

虽然查普曼先生的“从牺牲者的破产中获得大量利润”的企图，最终在商业上遭到失败，但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他说的这些话。因为，当他的同事葛尼说，营业上每一次变动都对那些熟悉内情的人有利时，查普曼却说：

“社会的一部分不熟悉另一部分；例如，向大陆出口工业品或从大陆进口原料的工厂主，一点也不熟悉那些做金条生意的人的情况。”（第５０４６号）

终于有一天，葛尼和查普曼二位因不“熟悉内情”而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银行券的发行并不是在一切场合都意味着资本的贷放。图克向上院商业危机委员会（１８４８年）提出的下述证词不过证明，资本的贷放即使是通过银行发行新券的办法来实行，也不一定就是流通的银行券的数量的增加。

（第３０９９号）“您认为，例如英格兰银行能够显著扩大它的贷款而不致引起银行券发行额的增加吗？——大量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１８３５年，当时英格兰银行把西印度的存款和向东印度公司的借款用于扩大对公众的贷款；同一时候，公众手中的银行券数额事实上却略有减少……１８４６年在铁路存款缴入银行时，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贴现和存入的］有价证券增加到大约３０００万镑；而公众手里的银行券数额，没有受任６１１何显著的影响。”

但是除银行券之外，批发商业还有第二种而且对它来说是更重要得多的流通手段，这就是汇票。查普曼先生曾经告诉我们，对于一个正常的营业进程来说，如果可靠的汇票能够到处并且在一切情况下都在支付上被人接受，那将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如果“连《泰斯维斯——钟托夫》都不再适用了，那还有什么东西适用呢？天哪！”这两种流通手段的互相关系是怎样的呢？

关于这点，吉尔巴特说：

“限制银行券的流通额，照例会增加汇票的流通额。汇票有两种——商业汇票和银行家汇票——……货币少的时候，贷款人就会说：‘向我们开汇票吧，我们会承兑。’并且，当一个地方银行家为一个顾客的一张汇票贴现时，他不是给他现金，而是给他一张自己的以二十一天为期由他的伦敦代办处兑付的汇票。这种汇票作为流通手段来用。”（詹·威·吉尔巴特《论１８３９年货币市场紧张的原因》第３１页）

纽马奇略微改变一下说法，也确认这一点（银行法，１８５７年第１４２６号）：

“在流通的汇票额的变动和流通的银行券数额的变动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唯一比较一致的结果是……只要货币市场稍微发生那种在贴现率提高时可以看到的紧迫现象，汇票流通的规模就会显著增加；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

不过，这时候开出的汇票，决不只是吉尔巴特所说的短期的银行汇票。正好相反，那大部分是空头汇票，它们不代表任何现实的营业，或只代表这样一种营业，它之所以被经营，不过为了要凭它开出汇票。关于这二者，我们已经举了充分的例子。所以，《经济学家》（威尔逊）把这种汇票的可靠性同银行券的可靠性加以比较时就说：

“随时可兑的银行券，决不会停滞在银行外面，处于过剩状态中，因为过剩额总会回到银行去兑换。以两个月为期的汇票却可以有很大的过剩额，因为在它们到期以前，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控制它们的发行，而在它们到期的时候，它们可能又已经被其他汇票代替了。所以，一个国家对将来某一日期才兑付的汇票的流通认为确实可靠，而对于随时可兑的纸币的流通却表示疑虑，这在我们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经济学家》１８４７年第５７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