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在同再生产过程的停滞结合在一起的信用紧缩的情况下，第一种流通即收入的花费所需要的通货量就会减少，而第二种流通即资本的转移所需要的通货量则会增加。但是必须研究一下，这个原理在多大程度上和富拉顿等人提出的下述原理相一致：

“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和对追加流通手段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也５０７不是常常结合在一起的。”（“Ａ＿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ｎ＿ｌｏａｎ＿ａｎｄ＿ａ＿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ｑｕｉｔ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ｔｈｉｎｇｓ，ａｎｄ＿ｎｏｔ＿ｏｆｔｅｎ＿ｆｏｕ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富拉顿《论通货的调整》１８４５年伦敦版第８２页，第五章的标题。）——“认为对信贷的需求（即对资本的借贷的需求）和对追加流通手段的需求是一回事，或者甚至认为这二者是常常结合在一起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每一种需求，都是在它特有的与别的需求极不相同的情况下产生的。在一切看起来都很繁荣的时候，在工资高，物价上涨，工厂繁忙的时候，通常都需要有流通手段的追加供给，以便完成各种同扩大和增加支付的必要性分不开的追加职能。而利息上涨，要求银行贷放资本的压力，主要是出现在商业周期的较晚的阶段，那时困难开始显露出来，市场商品充斥，回流延滞。当然，银行通常除了发行银行券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来贷放资本，因此，拒绝发行银行券就是拒绝提供信贷。但是信贷一经提供，一切就都会和市场的需要相适应了；贷款会保留下来，流通手段如不需要，就会流回到发行者那里。所以只要粗略地翻一下议会报告，任何人都会相信，英格兰银行持有的有价证券的数额，通常是同该行银行券的流通额按相反的方向变动的，而不是按相同的方向变动的；并且相信，这个大银行的例子，不会是地方银行家们如此重视的原则的例外。这个原则是：如果流通的银行券数额已经适应于银行券流通的通常目的，任何一个银行也不能扩大它的流通银行券的数额；如果银行要超过这个界限增发贷款，它就必须使用自己的资本，必须出售一些作为准备的有价证券，或者停止把进款再投在有价证券上。我前面曾经提到的议会报告关于１８３３年到１８４０年这个期间编制的表，不断提供例子来证明这个真理。但其中有两个例子非常突出，因此，我完全没有必要再举其他的例子。１８３７年１月３日，英格兰银行的资金，为了维持信用和应付货币市场上的困难而紧张到了极点，这时我们发现，该行用于贷款和贴现的金额异常惊人，达到１７０２２０００镑。这是战争以来很少见过的巨额，几乎等于发行的银行券的全部。那时，银行券的发行额不变地固定在１７０７６０００镑这样一个低标准上。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在１８３３年６月４日，银行券的流通额等于１８８９２０００镑，但银行持有的私人有价证券没有超过９７２０００镑，即使不是过去五十年间最低的记录，也几乎是最低的记录。”（富拉顿，同上，第９７、９８页）——我们从英格兰银行总裁魏格林先生的下述证词中可以看出，信贷的需求根本不必与金（威尔逊、图克等人把它叫作资本）的需求相一致。他说，“汇票的贴现到这个程度为止＜接连三天，每天１００万镑］是不会使准备金＜银行券的准备金］减少的，除非公众要求得到更大量的通货。在汇票贴现时发出的银行券，会通过银行的中介作用，通过存款而流回。因此，如果这种交易不是以金的输出为目的，如果国内没有笼罩着那样一种恐慌，以致公众不愿把银行券存入银行，而宁愿把它留在身边，银行的准备金就不会受到这种巨额交易的影响。”——“英格兰银行可以每天贴现１５０万镑，并且照这样继续做下去，而丝毫不会影响它的准备金。银行券会作为存款流回，所发生的唯一的变化是，它们由一个账户转入另一个账户。”（《１８５７年银行法报告》第２４１、５００号证词）因此，在这个场合，银行券只是充当信用转移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