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作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适用于单个商品的价值的条件，在这里会作为决定这种商品总额的价值的条件再现出来；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一开始就是大量生产，而且，甚至其他不太发达的生产方式，——至少就主要商品来说，——也是把较小量地生产出来的东西，作为共同产品（哪怕是许多零星小生产者的共同产品），而在市场上大量地集中在相对说来比较少的商人手中，由他们作为整个一个生产部门或其中一个或大或小的部分的共同产品堆积在一起并加以出售的。

在这里顺便指出，“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率决定的。这里再一次表明，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虽然商品和货币这二者都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但我们已经看到（第１卷第１章第３节），在买和卖的行为上，这两个规定分别处在两端，商品（卖者）代表使用价值，货币（买者）代表交换价值。商品要有使用价值，因而要满足社会需要，这是卖的一个前提。另一个前提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要代表社会必要的劳动，因而，商品的个别价值（在这里的前提下，也就是出售价格）要同它的社会价值相一致。

让我们把这一点应用到市场上现有的、构成某一整个部门的产品的商品总量上来。

如果我们把商品总量，首先是把一个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当作一个商品，并且把许多同种商品的价格总额，当作一个总价格，那末问题就很容易说明了。这样一来，关于单个商品所说的话就完全适用于市场上现有的一定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商品的个别价值应同它的社会价值相一致这一点，现在在下面这一点上得到了实现或进一步的规定：这个商品总量包含着为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并且这个总量的价值＝它的市场价值。

现在假定这些商品的很大数量是在大致相同的正常社会条件２０３下生产出来的，因而社会价值同时就是这个很大数量的商品由以构成的各个商品的个别价值。这时，如果这些商品中有一个较小的部分的生产条件低于这些条件，而另一个较小的部分的生产条件高于这些条件，因而一部分的个别价值大于大部分商品的中等价值，从而使属于这两端的商品的平均价值同属于中间的大量商品的价值相等，那末，市场价值就会由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决定。商品总量的价值，也就同所有单个商品合在一起——既包括那些在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也包括那些在高于或低于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的实际总和相等。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总量的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即其中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就由中间的大量商品的价值来决定。

另一方面，假定投到市场上的该商品的总量仍旧不变，然而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不能由较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平衡，以致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无论同中间的商品相比，还是同另一端的商品相比，都构成一个相当大的量，那末，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就由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大量商品来调节。

最后，假定在高于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大大超过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甚至同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相比也构成一个相当大的量；那末，市场价值就由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来调节。这里撇开市场商品过剩的情况不说，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市场价格总是由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来调节２０４的；但是，我们这里所谈的，并不是和市场价值不同的市场价格，而是市场价值本身不同的规定。（因此，施托尔希和李嘉图在地租问题上的争论（就事情本身说是一场争论，实际上他们彼此谁也没有注意对方），即市场价值（在他们那里，不如说是市场价格或生产价格）是由最不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李嘉图），还是由最有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施托尔希），这个争论要这样来解决：他们两人都有对的地方和不对的地方，不过他们两人同样都完全忽略了中等情况。参看柯贝特关于价格由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的那些情况。——“这并不是说，他＜李嘉图］主张，如果两类不同商品中分别取出的两件商品，例如，一顶帽子和一双鞋，是由等量劳动生产的，那末，这两件商品就能互相交换。这里所说的‘商品’，应该理解为‘一类商品’，而不是单独一顶帽子，一双鞋等等。英国生产所有帽子的全部劳动，为此必须看作是分配在所有帽子上面的。在我看来，这一点从一开始以及在这个学说的一般阐述中都没有表示出来。”（《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５３、５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