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一旦受到一定的刺激，原料的再生产会按扩大的规模进行，特别是在对这种生产或多或少占有垄断地位的国家。

但是，在机器等增加以后生产借以进行的基础，——这个基础在经过若干波动后，应当成为新的正常的基础，新的起点，——也由于上一次周转周期中发生的过程而显著扩大了。

但是这样一来，在一部分次要的原料产地刚刚开始增长的再生产，会再次遇到严重的障碍。

例如，我们可以从出口统计表看出，近三十年来（到１８６５年为止），当美棉生产减少时，印棉生产就增加，但此后又突然地并且比较持久地减少下去。

在原料昂贵时期，产业资本家就联合起来，组成协会，来调节生产。例如，１８４８年棉价提高以后的曼彻斯特就是这样。

爱尔兰亚麻的生产也有过类似的情形。但是，直接的刺激一旦过去，

“在最便宜的市场上购买”（而不是象那些协会那样，力图提高各原出产国的生产能力，而不管这些国家当时能够提供产品的直接价格如何）这个竞争的一般原则一旦重新取得统治地位，人们就会重新让

“价格”去调节供给。一切企图对原料生产进行共同的、果断的和有预见的控制——这种控制整个说来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根本不相容的，因而始终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或者只是在面临巨大危险和走投无路时例外采取的一种共同步骤——的想法，都要让位给供求将会互相调节的信仰。

（自从写了上面这段话以来（１８６５年），由于一切文明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了。

迅速而巨大地膨胀起来的现代生产力，一天比一天厉害地超出了它们应当在其中运动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律的范围——这个事实，资本家本人今天也越来超强烈地意识到了。

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下述两种征兆中。第一，普遍实行保护关税的新狂热。

这种保护关税和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区别特别表现在：它保护得最多的恰好是可供出口的物品。

第二，整个大生产部门的工厂主组成卡特尔（托拉斯），其目的是调节生产，从而调节价格和利润。

不言而喻，这种试验只有在经济气候比较有利的时候才能进行。风暴一到来，它们就会被抛弃，并且会证明，虽然生产需要调节，但是负有这个使命的，肯定不是资本家阶级。

在此期间，这种卡特尔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小资本家比以前更快地被大资本家吃掉。

——弗·恩·）在这方面，资本家的迷信已１３７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工厂视察员在他们的报告中也再三表示惊讶不已。

好年成代替坏年成，当然也会使原料便宜。这个情况除了对需求的扩大产生直接影响以外，还会作为一种刺激对利润率发生上面提到的那种影响。

上面所说的机器等的生产逐渐超过原料生产的过程，这时会按更大的规模重演。

要真正改良原料，使它不仅按需要的数量，而且按需要的质量来提供，例如，要由印度来供给达到美棉那样质量的棉花，那就要求欧洲存在着持久的、不断增加的和经常的需求（把印度生产者在他本国所处的经济条件完全撇开不说）。

但是，原料生产部门的发展不过是跳跃式的，有时突然扩大，然后又急剧缩小。

所有这一切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都可以根据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的棉荒来进行很好的研究，那个时期还有一个特点，即再生产上最重要要素之一的原料有时根本没有。

其实，在供给充足时，如果这种供给是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实现的，价格也可能提高。

不然的话，就可能是原料真正缺乏。在棉业危机中最初出现的，是后面这种情形。

因此，在生产史上，我们越是接近现代，就会越是经常地发现，特别是在有决定意义的产业部门中，从有机自然界获得的原料，是处在一种不断重演的变动中：先是相对的昂贵，然后是由此引起的贬值。

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用下面从工厂视察员报告中摘录的例子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