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本能地坚持亚?斯密的这种做法，即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范畴混同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范畴，并且不加批判地在一个世纪中一代一代沿用这种做法。在现代资本家所使用的资产负债表中的有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及无形资产等，其中固定资产的含义与固定资本差不多，但属于固定资本的土地使用权则算作无形资产。而流动资产则除了投在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外，还包含非生产资本的流通资本，如货币和已经生产出来尚未销售出去的产品，及一些债权等，但不包括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大概是因为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常常是由工人预付的，只好以应付工资和应付福利等名目归于负债而非资产。这种会计学是建立在资本家个人的感受上，而不是正当的经济理论分析之上。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里，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和投在原料上的那部分资本根本不加区别，而仅仅在形式上――看它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还是全部一次地通过产244品而流通――和不变资本区别开来。因此，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的基础，从而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运动的基础，一下子就被破坏了。问题就只是预付价值的再现了。

不加批判地接受斯密的这种混同，对李嘉图来说，不仅比对以后的辩护论者更加令人烦恼（对他们来说，混淆概念并不是什么令人烦恼的事），而且比对亚?斯密本人更加令人烦恼，因为李嘉图和斯密相反，更合乎逻辑地、更鲜明地阐述了价值和剩余价值，实际上是维护亚?斯密的内在部分，而反对亚?斯密的外在部分。

这种混同是重农学派所没有的。“年预付”和“原预付”的区别，只关系到资本（专指农业资本）不同组成部分的不同再生产期间；他们关于剩余价值生产所持的见解，则是他们理论中一个和这种区分无关的部分，而且是他们作为自己理论的要点提出的。他们不是从资本本身来说明剩余价值的形成，而是认为只有在资本的一定生产领域即农业中才形成剩余价值。

2、在可变资本的定义中，――从而对任何一个价值额转化为资本来说，――本质的东西是：资本家用一个一定的、既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变的）价值量同创造价值的力相交换；用一个价值量同价值的生产，价值的自行增殖相交换。资本家无论是用货币还是用生活资料付给工人，都不会影响这个本质的规定。这只是改变资本家所预付的价值的存在方式。在一个场合，这个价值以货币形式存在，由工人用这个货币自己到市场上购买生活资料；在另一个场合，它以生活资料的形式存在，供工人直接消费。事实上，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以用货币付给工人报酬为前提，就象它一般地说以用流通过程作为媒介的生产过程为前提，从而以货币经济为前提一样。但是剩余价值的创造，从而预付价值额的资本化，既245不是产生于工资的或投在购买劳动力上的资本的货币形式，也不是产生于它的实物形式。剩余价值的创造是产生于价值同创造价值的力的交换，是产生于一个不变量到一个可变量的转化。

劳动资料固定程度的大小，取决于它的耐用程度，也就是取决于一种物理属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资料损耗得快还是慢，作为固定资本执行职能的时间长还是短，要根据它的耐用程度而定。但是它作为固定资本执行职能，决不是仅仅由于这种耐用的物理属性。金属工厂中的原料，和用来进行生产的机器一样耐用，并且比这种机器上的某些由皮革、木头等等构成的部分更为耐用。尽管如此，用作原料的金属还是流动资本的一部分，而也许用同一金属制成的执行职能的劳动资料则是固定资本的一部分。因此，同一种金属在一个场合归入固定资本项目内，在另一个场合归入流动资本项目内，并不是由于物质的物理性质，并不是由于金属损坏的快慢程度不同。相反，这种区别是由金属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产生的，它在一个场合是劳动对象，在另一个场合则是劳动资料。

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平均地说，要求劳动资料在或长或短的期间内，不断重新地在反复的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它的物质较为耐用是由它的职能规定的。但是，它由以制成的物质的耐用性本身，不会使它成为固定资本。同一种物质，如果是原料，就成为流动资本；而在那些把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区别混同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的经济学家看来，同一种物质，同一台机器，作为产品是流动资本，作为劳动资料是固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