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因此，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824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过重的课税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说是一个原则。因此，在首先建立这种制度的荷兰，大爱国者德?维特在他的箴言中对这种制度备加赞扬，把它说成是促使雇佣工人服从、俭朴、勤勉和……从事过度劳动的最好制度。但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种制度对雇佣工人状况的破坏性影响，不如说是它所引起的对农民、手工业者，一句话，对一切下层中产阶级分子的暴力剥夺。关于这一点，甚至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也没有异议。现代财政制度的剥夺作用，被这一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保护关税制度加强了。要了解国债、税收、关税和出口补助与退税制度，以及为什么生活资料的价格不随其价值的下降而下降，就要先看看这里的内容。

公债和与之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在财富的资本化和对群众的剥夺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使科贝特、达布耳德等许多著作家错误地要在公债和财政制度中寻找现代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

保护关税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成资本、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欧洲各国为了获得这种发明的专利权而勾心斗角，它们一旦成为谋利者的奴仆，就不仅要为此目的而间接通过保护关税和直接通过出口补助金（现在则包括本国货币的人为贬值）等来掠夺本国人民，而且还要强制地摧毁其附属邻国的一切工业，例如英格兰摧毁了爱尔兰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在欧洲大陆上，柯尔培尔开了先例以后，这个过程更是大大地简化了。在那里，工业家的原始资本有一部分直接来自国库。米拉波喊道：

“为什么要追溯到那么远去寻找七年战争以前萨克森工场手工业繁荣的原因呢？只要看看18000万国债就够了！”

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等――所有这些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成长起来了。大工业是以希罗德王式的大规模掠夺儿童来庆贺自己的诞生的。象皇家海军强征水兵一样，工厂也是用强力招收工人的。尽管弗?摩?伊登爵士对于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到他所处时代即十八世纪末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剥夺农村居民的土地而造成的惨象，处之泰然，尽管他对于为建立资本主义农业以及“确定耕地和牧场的合理比例”所“必需的”这一过程，满意地表示庆幸，然而他对于为了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变为工厂生产以及确定资本和劳动力的合理比例而必需掠夺和奴役儿童这一点，却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经济学上的洞察力。他说：

“公众也许有必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一种工场手工业只有掠夺小屋和贫民习艺所中的贫苦儿童，并让他们成群结队地轮班劳动大半夜而得不到休息，才能顺利地经营下去，如果这种工场手工业把不同年龄和不同爱好的男女混杂在一起，以致通过实例的传染必然造成道德败坏，荒淫放荡，――这样一种工场手工业难道能够增加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的总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