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南部的农业工人不是奴隶，也不是自由人，而是需要救济的贫民。”什么叫救济？就是以强盗的方式无偿占有你创造的财富，然后以慈善家的面孔还给你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谷物法临废除前的一段时期，进一步透露了农业工人的状况。一方面，资产阶级鼓动家的利益是要证明这个保护法对谷物的真正生产者很少起什么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工业资产阶级又非常恼恨土地贵族对工厂状况的非难，恼恨这些腐败透顶、丧尽天良、矜持高傲的游惰者对工厂工人的痛楚所表示的假慈悲，恼恨他们对工厂立法所表现的那种“外交热忱”。英格兰有句古老的谚语说得好：两贼相争，好人得利。事实上，统治阶级的两个派别在关于它们当中谁最无耻地剥削工人的问题上展开的喧闹的狂热的争吵，从两方面暴露了真相。舍夫茨别利伯爵，又称艾释黎勋爵，是贵族慈善家反工厂运动的先锋。因此，他成了1844年至1845年《纪事晨报》上揭露农业工人状况的文章中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家报纸是当时最重要的自由党机关报，它在各个农业地区都有特派记者。这些记者不以一般的记述和统计为满足，而且还把调查过的工人家庭和他们的地主的姓名公布出来。下表略列举了布兰弗德、维姆博恩和普耳附近三个村庄工资的支付情况。这些村庄是乔治?班克斯先生和舍夫茨别利伯爵的财产。我们将会看到，这位低教会派的教皇，英格兰虔诚派的头目，同他的伙伴班克斯一样，还以房租名义从工人的微薄工资中克扣掉相当大一部分。

谷物法的废除大大推动了英格兰的农业。修建巨大规模的排水工程，采用圈养牲畜和人工种植饲料的新方法，应用施肥机，采用处理粘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矿物质肥料，采用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新式工作机等等，总之，耕作更加集约化就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皇家农业学会主席皮由兹先生断言，由于采用新机器，（相对的）经营费用几乎减少了一半。另一方面，从土地上得到的实际收益也迅速增加了。每英亩土地投资的增加，因而租地农场742的加速积聚，这是采用新方法的基本条件。同时，从1846年到1865年耕地面积约扩大了464119英亩，东部各郡原为养兔场和贫瘠牧场而现在变成了富饶的庄稼地的大片土地尚不计算在内。我们已经知道，从事农业的总人数与此同时却减少了。就拿男女两性各种年龄的真正农业工人来说，他们的人数从1851年的1241269人减少到1861年的1163217人。因此，英国中央注册局局长有理由说：“1801年以来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数目的增加，同农产品的增长是极不相称的”。但是最近一个时期，这种不相称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一方面，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更加集约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资本有了空前的积累，农产品获得了英格兰农业史上空前未有的增长，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大增加，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财富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农业工人人口却在绝对地减少。如果再加上城市销售市场的不断迅速扩大，自由贸易的占统治地位，那末，农业工人在经过种种不幸之后终于被安排在理应令人陶醉的幸福环境中了。

但是罗杰斯教授却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英格兰农业工人，不要说同他们十四世纪下半叶和十五世纪的先人相比，就是同他743们1770年到1780年时期的先人相比，他们的状况也是极端恶化了，“他们又成了农奴”，而且是食宿都很坏的农奴。朱利安?汉特医生在他关于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的划时代的报告中说：

“农仆（这是农奴制时期对农业劳动者的称呼（的生活费用固定在只够他活命的最低的数额上……他的工资和住房同从他身上榨取的利润相比，几乎不值一提。他在租地农场主的算盘上是个零……他的生存资料永远被看成是一个固定的量”。“至于谈到他的收入的任何进一步的减少，他会说：我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不操心。他不担心将来，因为他除了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之外，一无所有。在现代庸俗经济学看来，他因此不承担任何风险。所以，他活该受那些担心将来（无法榨取更多劳动）从而承担风险的人的剥削。他降到了零点，张维迎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也将工资标准化为零。也就是租地农场主打算盘的起点。由它去吧，幸福与不幸反正同他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