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又过了一个月。

专案组始终没有从姜鸣身上得到他们想要的材料。

这一个月里，问话几乎没有真正中断过。

有时是韩东和那名灰衣记录员一起过来，有时则换成两个完全陌生的干部。

学校方面也轮番安排系书记、政治辅导员和学生干部找他“谈心”，要求他认真学习文件，深挖自己的家庭影响。

询问的方式更是变了又变。

除了问话，专案人员还要求姜鸣一遍遍地重写材料。

第一遍写家庭关系。

第二遍写成长经历。

第三遍检查自己是否受过姜青山的思想影响。

第四遍，则让他从阶级立场出发，分析自己为什么始终想不起姜青山的“错误言论”。

专案组偶尔还会故意抛出真假难辨的消息。

一会儿说姜青山已经全部交代，继续隐瞒毫无意义。

一会儿又说其他亲属都已主动揭发，只有姜鸣仍旧顽固抗拒。

他们甚至暗示，只要姜鸣肯写一份与姜青山划清界限的材料，学校便可以不再追究他的家庭影响。

可无论换谁来问，无论问题怎么变化，姜鸣始终只有同一个答案。

“不知道。”

“没听过。”

“没有这回事。”

“我能确定的都已经写了。”

整整一个月，所有询问记录堆起来已有厚厚一摞，真正能用来证明姜青山问题的内容，却一个字都没有。

韩东后来又来了两次。

第二次离开时，他的脸色阴沉得仿佛能滴出水来。

第三次，他甚至没有再亲自问话，只在门外远远看了姜鸣一眼，便离开了燕大。

专案组终于耗尽耐心。

这天上午，政治辅导员再次来到姜鸣居住的宿舍。

“姜鸣，书记让你去一趟。”

姜鸣跟着他来到系党总支办公室。

这一次，屋里没有专案组的人。

只有书记一人坐在桌后。

桌面上摆着一只搪瓷茶缸、一个牛皮纸档案袋，以及一份盖着鲜红印章的处理意见。

书记指了指面前的椅子。

“坐吧。”

书记没有立刻打开文件，而是摘下眼镜，用布缓慢地擦了擦镜片。

“专案组已经结束了对你的调查。”

“你这一个月的所有谈话记录和书面材料，学校党委都认真研究过了。”

书记重新戴好眼镜，抬头看向姜鸣。

“组织认为，你始终没有真正认识到姜青山问题的严重性。”

“你表面上反复强调实事求是，实际上却一直回避政治立场，以父子接触不多为借口，拒绝揭发问题。”

姜鸣平静地问道：

“所以，学校准备怎么处理我？”

书记没有直接回答，反而从档案袋中抽出一张空白稿纸，推到他的面前。

“正式处理决定还没有向全校公布。”

“学校愿意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现在写一份材料，明确承认自己过去受到了姜青山错误思想的影响，并与他们彻底划清界限。”

“只要态度深刻、认识明确，学校可以重新研究你的处理问题。”

姜鸣垂眼看了看那张白纸。

桌角还放着一支钢笔。

笔帽已经被提前拧开，显然就等他落笔。

“怎么才算划清界限？”

书记说道：

“首先，你要揭发你知道的有关情况，不能再用一句不知道敷衍组织。”

“其次，你要明确表示，与姜青山不再有父子关系，在思想上、政治上与他彻底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