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的架子搭起来了，人也在陆陆续续地填进去，但陆诚心里那本账越算越清楚——光靠南京拨下来的那点经费，别说扩编，能把现有的部队喂饱就不错了。

重庆公署在纸面上只有两个军两个师一个旅的编制，军政部按月核定饷银，每一项都卡得死死的。

何应青在南京把算盘打得噼啪响，多一个子儿都不会漏下来。

陆诚知道，靠编制内的这点钱，他别说扩充实力了，能把方先觉和王尧武那两个三旅六团制的山地师维持住就已经捉襟见肘。

何况他心里要的远不止这些——川东、滇黔、湘鄂边，哪一处不是要用兵的地方？眼下的兵力撒出去，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

但他不能直接扩军。南京那边正愁找不到茬，他要是明着超编招兵，弹劾的电文第二天就能飞到常凯申的案头。

得想个别的法子。

这天晚上，陆诚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张川南的地图，手里捏着一支红铅笔，在几个地名上画了圈——泸州、宜宾、重庆。

这三个地方有一个共同点：煤。

四川的煤矿主要集中在川南和重庆周边，泸州一带的煤层埋藏浅、品质好，宜宾的煤矿更是供应了整个川南的盐井煮盐用煤。

但这些煤矿大多被地方上的小矿主把持，开采方式落后，产量低得可怜，运费反倒比煤价还高。

刘湘在的时候，川军的军费有一大块靠的是盐税和煤税，但收上来的钱经过层层盘剥，真正用到部队上的少得可怜。

陆诚的打算很简单：修路。把路修通了，煤能运出去，钱就能进来。修路需要工兵，工兵可以编成工兵旅，工兵旅平时修路架桥，战时可就是现成的工程保障部队。

等工兵旅的架子搭起来了，再往外扩——建设兵团的名头一挂，里面填多少部队那就是他说了算。

但修路要钱。工兵旅的装备、炸药、钢钎、洋镐，哪一样不要钱？

陆诚把铅笔往桌上一丢，靠在椅背上揉了揉眉心。

陆家在江西有些底子，因为大哥陆镇的影响，陆家在南昌经营多年，商号、田产、矿产都有涉及。

但那是江西的根基，跨到重庆来大包大揽，太过扎眼——南京那边正愁抓不住陆家的把柄，何应青的人盯得紧，陈诚的人也不是瞎子。

陆家的钱不能明着往重庆淌，至少现在不能。

农业市场那边倒是省心。

廖永立是他一手扶起来的，从湘西的粮食基地，到现在开始逐步向重庆发展。

农业这一块他不用发愁，只要能理顺流通渠道，农业税收和市易抽成就是一笔细水长流的钱。但这笔钱来得慢，要养部队，远远不够。

廖永立的资金太少，盘子太小。

还需要一笔钱。一笔不扎眼、不惹事、又能在短时间内撑起摊子的钱。

陆诚的手指在桌面上有节奏地敲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过着人选。

不能和南京有任何瓜葛，不能在重庆有任何既得利益，不能有军阀背景——最好是纯粹的商人，但实力要够，胆子要大，敢在别人不敢下注的时候下注。

他忽然想起了香港。

准确地说，想起了林振宇。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陆诚在北伐时负了伤，被送到香港休养过一段时间。

那时候他还没坐到今天这个位置上，重庆公署长官的名头还远在天边，他只是个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年轻军官，身上缠着绷带，在香港半山的疗养院里百无聊赖地养伤。

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林振宇。

陆诚离开香港的时候，林振宇送了他一程，临别时留了一个地址和一句话：“仲明兄，将来要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一封信就够了。”

现在，他需要林振宇。

陆诚拿起笔，亲自写了一封信。

信写得简短而郑重，没有画大饼，没有空许诺，只是如实讲了重庆的局面，讲了川南的资源，讲了他要干的事。

他在信的末尾写了一句话：“若信得过我陆仲明，重庆有你的位置。”

信封好之后，他叫人把邓超找了来。

陆诚把信交到他手里，没有多余的话：

“你以回南昌探亲的名义出发，到了南昌以后转道去香港。按这个地址找到林家少爷林振宇，把信亲手交给他。见了面以后，把重庆的真实情况告诉他，煤矿、铁矿、航道、修路，他想知道的你都可以说。唯一的要求——此行必须保密。到了香港以后立刻给我发电报，用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