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1日，第二版人民币正式发行的消息，像一阵风，吹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也刮进了这座青砖灰瓦的四合院。王红梅带着两名工作人员来院里开会宣传，黑板上“旧币限时兑换，逾期作废”的粉笔字格外扎眼，底下的议论声嗡嗡不绝。

“哼，金元券当年也这么吆喝，最后还不是成了擦屁股都嫌糙的废纸？”贾张氏往人群后头一戳，双手往袖筒里一揣，满脸的不以为然。王红梅再三强调“就这几个月窗口期”，她左耳进右耳出，心里早把这话归了类——无非是些哄人的说辞。

没几日，变化就实打实落在了眼前。街口的饭馆挂起了“只收新币”的木牌，杂货铺找零不再给旧钞，就连院里人发工资，信封里装的也全是印着新图案的钞票。这下，院里人再也坐不住了。那个年代的人，大多信不过银行，总觉得钱揣在自己身上、藏在隐秘处才踏实，可新币流通的势头越来越猛，旧币眼看要成烫手山芋，众人只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偷偷换钱，谁都不愿让旁人瞧见自己的家底厚薄。

易中海算是院里动作早的。他早把手里三根小黄鱼换成了旧币现钞，这些日子接济贾家、孝敬聋老太，再加上时不时帮衬院里有难处的人家，手头还剩四百多万旧币。他没含糊，趁着天刚蒙蒙亮就去了银行，连带着找到聋老太托付给他的一百万旧币，一并换成了新钞，藏进了床板下的暗格，面上依旧是那副乐善好施的老好人模样。

闫阜贵则透着股机灵劲儿，知道“财不外露”的道理。他分了三次，跑了三家不同的银行，每次换一部分，换完就赶紧回家，把新币藏在灶台旁的砖缝里、衣柜顶上的旧棉絮里，犄角旮旯藏了个遍，平日里该干啥干啥，半点看不出家里藏着私货。

唯独贾张氏岿然不动，成了院里的“异类”。她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旧币上的“万”字多气派，怎么可能说作废就作废？再说了，当年金元券的教训还在眼前，万一新币不靠谱，手里的旧币好歹是个念想。她不仅自己不换，还背地里骂院里人“傻得冒泡”，一个个赶着去给银行送钱。

贾东旭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天天在饭桌上念叨：“妈，您赶紧把钱换了吧，厂里都传开了，再拖就真成废纸了！”贾张氏总能拍着大腿喊穷：“换啥换？咱家穷得叮当响，哪有闲钱？我这俩手比脸还干净！”可她心里藏着的家底，比谁都厚实。

贾张氏的钱，来得着实不易。她是农村户口，每年村里分的粮食吃不完，就催着贾东旭拿去变卖；更绝的是，秦淮茹嫁过来时，她死活不让迁城市户口，逼着秦淮茹每年回娘家要那份口粮，若是秦淮茹空手回来，少不得一顿数落。好在秦淮茹机灵，每次回去都提点糕点水果孝敬秦父秦母，才把自己的那份粮要了回来，可这些粮食最后还是落到贾张氏手里，变卖的钱全被她攥着，除了给秦淮茹极少的买菜家用钱，剩下的都一分一厘地攒了起来。

与贾张氏的明目张胆守财不同，秦淮茹藏得更深。这些年，她伺候聋老太得的工钱、买菜时悄悄攒下的零钱、从易中海和王海洋那里不着痕迹“借”来的贴补，再加上偷偷变卖一条小黄鱼的收入，早已攒下了一笔不小的积蓄。新币发行的消息一传开，她没声张，趁着两次买菜的空档，分两次去了离家远的银行，把所有积蓄都换成了新币，足足有五百多块。

回到家，秦淮茹趁着深夜无人，从箱底翻出一件旧棉袄，小心翼翼地拆开内衣的夹层——那是她早就缝好的暗袋，柔软又隐蔽。她把一沓沓崭新的钞票平整地塞进去，拉好细密的针脚，又把衣服穿回身上，用手轻轻拍了拍胸口，感受着那沉甸甸的厚度，心里踏实极了。这五百多块新币，是她在贾家唯一的底气，是连贾张氏都不知道的秘密，藏在贴身之处，就像藏着一条安稳的退路。

院里藏着真家底的，还有何雨柱。这位摆野摊的厨子，手里从不缺现金，可他过日子向来精明又有条理。每天卖盒饭赚的钱，除了留些零用，其余的全按时存进银行，从不拖沓。更让人想不到的是，1951年从何大清那里要到的何雨水抚养费，这些年连本带利滚下来，换成新币后竟有三千多块。这笔钱何雨柱看得比什么都重，半点没动的心思，只想着等妹妹毕业工作，或是将来嫁人时，亲手交到她手里，给她一份实打实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