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那边是谁？”她问。

“没有人。”林默涵合上手提箱的搭扣，发出一声清脆的金属响，在狭小的地下室里格外刺耳，“钟是我设的定时装置。一根绳子，一截燃着的蜡烛。蜡烛烧到一定长度烧断绳子，绳子一断，钟锤就落下。老赵教我的——他以前在上海用过这招。”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复述一份跟己无关的技术手册。但苏曼卿知道他不是。老赵不在了，老赵教的东西还在，每用一次，就是把已经结了痂的伤口重新揭开一次。她坐在黑暗里，沉默了一会儿。头顶远处隐隐约约传来教堂那边特务们的喊叫声和砸门声，夹杂在雨声里，断断续续，像一出失了声的皮影戏。

“一苇的事，你不问我？”她说。

林默涵把手提箱放在地上，转过身。烛光太暗，看不清他的表情，但苏曼卿能感觉到他在看她。那种目光和平时不太一样——平时他看人像是在看一份情报，每一个细节都要分析、归类、存档；此刻他的目光没有那些东西，只是一个在黑暗里坐了很久的人，看着另一个同样在黑暗里坐了很久的人。

“你做得对。”他说完顿了一下，低下头看着自己交叉在膝盖上的双手，“其实我今天在地下室也在想一件事。我女儿小棠，今年该七岁了。走的时候她刚满周岁，照了一张相片，塞在《唐诗三百首》的夹层里。那张照片我随身带了三年，去年在左营翻船的时候被海水泡烂了。照片烂了之后我发了一次高烧，烧到四十度，迷迷糊糊一直在喊她的名字。陈明月说我在昏迷中哭了——我从来不哭的，但她说我哭了。她大概是在骗我。”他的声音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安静了两秒，才接下去，“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拴着一个人——可能是老婆孩子，可能是父母兄弟，可能是某个在大陆老家的故人。一苇的绳子那头拴着他老婆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你拉他一把，那根绳子就没断。绳子没断的人，就还能回头。”

苏曼卿把围裙解下来叠好放在膝盖上，围裙上绣着的那朵青花已经磨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她忽然想起一个和此刻的危机毫无关系的画面——林默涵在咖啡馆后巷第一次教她用咖啡渣做简易电池，她老是做不好，咖啡渣太湿，电量不够，发报机只亮了一秒就灭了。她懊恼地把咖啡渣摔在地上，林默涵没有说“没关系”，只是蹲下来把那些湿漉漉的咖啡渣一点一点捡起来，重新摊在报纸上晾着。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和此刻他的声音重叠在了一起。

“苏姐，天快亮了。”

苏曼卿抬起头。地下室的墙缝里渗进一线极淡极淡的灰白色光，不是蜡烛光那种暖黄，是冷的、硬的、不带任何温度的灰白，像一张被水洗过无数遍的白纸。她以为自己在黑暗中只待了几个小时，没想到已经一整夜了。老赵说过，人在敌后最难熬的不是危险，是不知道天亮还有多久。

她把围裙叠好放在墙角那堆空罐头盒旁边，然后站起来，朝地下室的楼梯走去。走了两步，她回头看了林默涵一眼。他正把那部拆成零件又组装好的发报机背在身上，动作从容而专注，像是在打点一件再普通不过的行李，手指在背包搭扣上按下去的那一刻发出一声沉闷而确定的轻响。在她眼里，他依然还是那个刚来台湾时连闽南语都说不利索的年轻商人，在高雄码头上被海关盘问时会把“你好”说成“里厚”，把特务都逗笑了。那时候他随身带的《唐诗三百首》里夹着女儿的照片，现在那本书还在，照片没了。但他还在。只要人还在，就没有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