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伊洛娜说，“家族的财务状况……到底怎么样了？”

父亲沉默了几秒钟。

“不好，”他说，“但还没到最坏的地步。葡萄园卖了一部分，还了一部分债。剩下的，如果能撑过明年春天，也许还有转机。”

“如果撑不过呢？”

“那就再卖。”

“卖到什么地步？”

“卖到只剩下这栋房子。”父亲看着她，“但那是最后一步。在那之前，我会想办法。”

“什么办法？”

父亲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壁炉里的火焰，眼神空洞。

伊洛娜忽然明白了。

父亲说的“办法”，就是她。

不是让她嫁人——父亲已经放弃了这个念头。而是让她成功。让她在维也纳站稳脚跟，赚到钱，然后回来救这个家族。

她不知道自己是该感到骄傲，还是感到悲哀。

也许两者都有。

圣诞节那天，雅各布的咖啡馆关门了。

不是他想关的，而是费伦茨“强迫”他关的。

“你一年到头都不休息，会累死的。”费伦茨说。

“我不会累死。我会老死。”

“那更糟。老死之前还没享受过生活。”

雅各布想了想，觉得费伦茨说得对。他确实很久没有休息过了。上一次休息是什么时候？他不记得了。也许是米里亚姆还活着的时候。

他关上门，在门口贴了一张告示：“圣诞节休息一天。明天照常营业。”

然后他回到二楼的小房间，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条裂缝，跟军事学院宿舍里的那条很像。也许全维也纳的天花板都有裂缝——就像全帝国的人都有烦恼一样。

他闭上眼睛，但睡不着。

他想起那封信——那个穿黑色丧服的女人送来的信。“马萨里克有危险。让他离开维也纳。”

他已经告诉了马萨里克。捷克教授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不会离开。”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离开了，他们就赢了。”

“他们是谁？”

“那些不想让人们思考的人。”

雅各布没有再劝。他知道劝不动。马萨里克是他见过的最固执的人——比他还固执。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

窗外的雪还在下。

无声无息。

伊洛娜在圣诞节晚宴上喝了很多酒。

不是因为她喜欢喝酒，而是因为她需要勇气来面对母亲。

母亲从头到尾没有提报社的事，没有提文章的事，没有提“贵族小姐写穷人”的事。她只是不停地给伊洛娜夹菜，说“你太瘦了，多吃点”。

这种沉默比责骂更让人难受。

晚宴结束后，伊洛娜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小时候住的那间，墙上还贴着她十几岁时画的素描。她坐在床边，看着那些画，忽然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

一转眼，她已经不是那个在花园里追蝴蝶的小女孩了。

她已经是一个要在维也纳独自生存的女人。

她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旧笔记本。那是她十五岁时的日记，里面记录着她对世界的所有疑问：

“为什么女人不能当医生？”

“为什么匈牙利人不能有自己的军队？”

“为什么皇帝可以决定一切？”

她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一行字：

“总有一天，我要改变这一切。”

她看着那行字，笑了。

不是嘲笑，而是苦笑。

她改变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她只是写了一篇关于失业工人的报道，然后被一个匿名的读者骂“不知羞耻”。

但她还在写。

只要还在写，就没有输。

她合上日记本，把它放回抽屉。

然后她躺到床上，闭上眼睛。

窗外，布达佩斯的雪也在下。

比维也纳的雪更大、更密、更冷。

但雪总会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