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我们的人文生态问题。

有一出老戏叫《除三害》，主人公周处本事大，能力强，却是个村霸，横行乡里。他上山斩恶虎，下水除蛟龙，为民除了两害，却不知道自己是第三害，后来受高人点拨，进山悟道去了。如今周处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比较多，有的还挺受尊重，进了政协或人大。什么是人文生态呢？在以前的村子里，对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基本是有共识的，做坏事当恶人是被多数人不齿的。如今这个底线遇到了挑战，今天有“贩毒村”“贩卖人口村”“偷盗倒卖自行车村”，还有“洗脚按摩村”，差不多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这些“问题村子”的出现暴露着一个大问题，在利益驱动下，是与非的界限没有了，基本的道德底线断裂了。

人文生态的恶化对我们社会进步的威胁是极大的，我们再来对比着看一个现实，我们现在经济上强大了，世界经济排名老二，但中国人行为做事的信誉度排名是老二吗？我看排进前二十名都危险。我们用怎样的眼光看身边暴富又行为不端的“煤老板”“油老板”呢？

盖房子是重视打地基的。社会这所大房子，地基就是人文生态。人们的行为要守一个基本准则。“*****”最大的害处是把中国人传统行为准则破坏了，那些年有一个口号叫“破四旧”，是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中国被尊称“礼仪之邦”，我们老祖宗在做人做事方面是有大规矩的。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邻里往来，都有规矩。七十二行，也各有行规。把这些东西都废除了，有更好的东西替代它吗？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上取得了大成就，但中国人传统性格里善良淳厚的东西随风飘逝了多少呢？我们的经济大厦这么宏伟，但支撑它的地基是什么呢？我们如今有“学雷锋”“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荣八耻”，这些东西好是好，就是有点简陋。现在很多人都在讲“信仰缺失”，我看倒不是信仰缺失，中国人几千年以来一直都没有主体宗教，而是“以礼入教”，礼就是规矩，我们如今是规矩缺失。

我们如今的社会形态就是这么个现实，辉煌着，伟大着，我们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让大多数人过上了相对好的日子，这是非常伟大的。但同时存在着这么突出的隐患、隐忧和隐痛。社会现实就这么复杂，一个作家，一个有良心和良知的作家，应该对历史负责任地抒写我们的时代。

《带灯》这本书，不仅仅是在批判现实这个层面上，老贾是在沉着冷静地呈现着当前现实状态。这是一本血淋淋的书，只不过老贾的文风厚实，语言生动，一白遮百丑，看起来才不那么血腥。

第二点，我说说对今天的文学标准的看法。

一百年前，也在“五四”之前，新文化思潮启蒙的初期，张之洞提出一个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以说，这是对未来中国文化结构的思想设计，这个设计非常了不起。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个思想设计完成得怎么样呢？

我觉着，好像把这个设计弄拧巴了，很多东西，成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甚至在认识领域，提到“新思维”，就成了西方的代名词。

我们今天的经济在世界排名老二，这个排名的标准是西方的。不仅仅经济标准，太多的领域我们都在听命于人，工业指标、农业指标、科技、环保、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现在的大学教授，嘴里说不出几个洋人名字，会被视为没水平。“地沟油”是厨房垃圾，它的危害我们已经认识到了。但大学的讲堂上，来自国外的“学术地沟油”正在热火地煎炒烹炸呢。太多一知半解的，模棱两可的，七零八落的，甚至自相矛盾的东西成了我们教授的掌中宝。大学，是出标准的地方，大学教育，尤其是人文科学领域，是关乎民族精神和民族根本的。“五四”大学生走上街头干吗？是反对卖国，是为了不做洋奴。

我们今天的文学标准又怎么样呢？有一个事实不能被忽视，没有向外国文学的学习，就没有中国现当代文学。这种学习不仅仅是写作方法，也有思维层面的东西，比如“小说”这个概念。中国的旧文学称为“小说”，是基于思维方式的命名，这种文学形式不是走在社会大路上，是羊肠小道，不承担社会重大责任，基本是娱情娱乐，占个“小”字。中国的旧文人，写诗写散文，署自己真实姓名，写小说，多数用化名，因为在以前，写小说不被认为是文化才能。今天的小说，能走在反思社会进步与倒退的主航道上，是学习西方文学的结果。但现在还有另一个事实，如果把西方的文学标准拿掉，我们有建立在现代汉语基础上的中国文学标准吗？如果真的把西方文论丢开，可能有些评论家就不太会说话，也不太会写批评文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