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的第二周，京城彻底笼罩在岁末的寒意与《当幸福来敲门》引发的滚烫热议之中。

票房数字如同被投入干柴的烈火，噼啪作响，迅猛燃烧。

继首日103万的开门红后，十二月五日，周六，《当幸福来敲门》在“九地市场”报收约201万，十二月六日，周日，再收约184万。

首周末三日，累计票房高达惊人的488万元！

这个数字，虽未能超越去年《30天》同期的表现，但市场接受度并没有呈现出崩塌式下滑。

在影院，《当幸福来敲门》的场次依旧被涂得密密麻麻。

在售票窗口前，等待购票的观众排成长龙，讨论声中，“陈建国”、“下岗”、“幸福”成了高频词汇。

然而，与票房攀升相伴的，是愈演愈烈的舆论风暴。

京城作为全国媒体的中心，汇聚了无数嗅觉灵敏的记者和评论家。

《当幸福来敲门》虽未在全国院线同步公映，但它在京城的每一场放映、每一个票房数据，都暴露在聚光灯下。

《中国青年报》再次发力，延续了张建伟一贯支持王盛的立场，发表了题为《〈幸福〉敲门，叩问时代良心》的长篇评论。

文章高度赞扬影片“以巨大的勇气和温情，直面了社会转型期的阵痛，记录了下岗工人这一群体的挣扎与坚韧”，认为王盛“用镜头承担起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济观察报》则刊登了一篇更为犀利的评论，标题直接引用了《金陵日报》的“精神毒药”论，并进一步阐发：《“个人奋斗”的迷思与结构性困境——析〈当幸福来敲门〉的叙事陷阱》。

文章逻辑严密地指出，影片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个人努力与否的道德命题，无形中削弱了对体制、政策等更深层次原因的追问，这种叙事在激发个体能动性的同时，也可能成为推卸社会集体责任的借口。

支持者认为影片真实、感人，给予了底层劳动者难得的关注和尊严；批评者则指责影片回避矛盾、美化现实，是一碗精心熬制的、麻痹痛苦的“精神毒药”。

双方在报纸专栏、广播热线、乃至初兴的互联网论坛上，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剑。

“王盛是在用电影记录真实！”

“他这是在给伤口上撒糖，掩盖真正的问题！”

“陈建国给了我们希望！”

“那是虚假的希望！现实中几个人能靠一本词典进证券公司？”

舆论喧嚣尘上，作为风暴眼的王盛，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他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专访，没有对票房成绩发表看法，更没有回应那些尖锐的批评。

这种沉默，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剧了外界的好奇与猜测。

就在这时，一个邀请找到了沉默的王盛。

泱视一套，王牌谈话节目《实话实说》，主持人小崔，邀请王盛作为嘉宾，录制一期特别节目。

节目组给出的议题，直指当前热点：“电影与现实：《当幸福来敲门》的戏里戏外”。

……

十二月九日，下午两点。

泱视演播厅内，灯光柔和，观众席座无虚席。

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观众们带着好奇、期待，或许还有几分质疑，等待着节目的开始。

王盛穿着一件简单的深色高领毛衣，外搭休闲西装，坐在了那张熟悉的、印有《实话实说》logo的沙发上。

他对面，是笑容略带几分腼腆，但言辞犀利的主持人，小崔。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实话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