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秦国一个下马威

时代背景

众所周知，一场战争的胜利与否，不仅取决于战时的进攻和防守的谋略，跟参战各国的经济力量对比、外交关系的好坏都有着很大的关系。在阴晋之战开始之前，作为战争一方魏国就已经占了先机。魏国是战国七雄之一，他早期的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县），后来又迁都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它的领土约包括现时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它西邻秦国，东有淮、颍与齐国和宋国相邻，西南与韩国、南面有鸿沟与楚国接壤，北面则有赵国。魏国自魏文侯时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封建经济，北灭中山国（今河北西部平山、灵寿一带），西取秦西河(今黄河与洛水间)之地，遂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 到魏文侯时期，起用李悝、吴起、乐羊、西门豹、子夏、翟璜、魏成等一大批贤才，富国强兵，抑制赵国。后来，又相继击败了秦、齐、楚诸国，开拓大片疆土，使魏国一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原霸主。

魏文侯死后，其子魏武侯即位，魏武侯在位期间，任用军事家吴起进行改革，国力继续上升。魏武侯为人开明，任用贤士，君臣上下团结一心，保证了魏国内部的持续稳定。他还注意发展生产，积蓄经济实力并扩充军备，经过多年的积蓄力量，到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时，魏国的综合实力，跟三家分晋时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其次，外交方面的工作非常出色。公元前403年，魏、赵、韩三家分晋，自那以后的十几年，魏、赵、韩三家保持着传统的友谊，韩、赵两国在地缘上也给予魏国强大的支持，这是关键的因素。且山东六国自古以来就瞧不起秦国，不把秦国纳入中原的势力范围，羞与秦国为伍。这两个因素决定了魏国在外交上变得主动得多，相比之下，秦国却显得很被动。再者，阴晋之战之前，魏武侯已经任命吴起为河西郡守经营河西十几年了。吴起提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就是占领一地，在此筑城，又占领一地，又筑城。这样，魏国已经尽占河西之地，抢占了地利优势，加上吴起经营有方，河西之地已经成为魏国进攻秦国的跳板。秦国想重夺河西之地，困难大大增加。这一战略在战机成熟时，可以大大牵制敌军，消弱对方的人力优势，起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秦国丧失了河西之地，就等于丧失了地利优势，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地利优势往往决定了一场战争的胜负。而且，秦国在政治上内部分化严重、宗族斗争频繁；在外交上，缺少沟通，自陷孤立。所以说，在战争爆发之前，这场战争的结果已可以预见了。

人物评析

吴起是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著名兵法家兼政治家。（作为一个兵法家，他把战争的起因归纳为五点：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这一理论是世界军事史上对战争根源的最早探索。） 吴起，卫国左氏人（今山东定陶人)。吴起自幼喜好用兵，一心想成就大名。他早年曾在鲁国求学于一个叫曾申的人，后来，又到魏国拜孔子的弟子子夏为师，也就是说，吴起也算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周威烈王十四年(前412)，齐国进攻鲁国，鲁国国君想用吴起为将，但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对他有所怀疑。吴起由于渴望当将领成就功名，就把自己的妻子杀了，以此表示不倾向于齐国，史称：“杀妻求将。”鲁君终于任命他为将军，率领军队与齐国作战。吴起治军严于己而宽于人，与士卒同甘共苦，因而军士皆能效死从命。吴起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军事家、统帅、军事改革家。

秦惠公，战国时期秦国君主。秦简公之子，在位13年。阴晋之战的发动者。

交战过程

魏文侯在位时，国力强盛，曾派出大批军队攻取了秦国河西地区(今山西、陕西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秦军退守洛水一带。秦国失去河西战略要地，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经过数年的准备，于公元前401年开始进攻魏国，公元前393年与魏国战于汪(今陕西澄城境内)，三年后，秦国又与魏国战于武城(今陕西华县东)，企图夺回河西要地，魏军与秦军全力作战。公元前389年，秦国再次调集50万大军，进攻秦国东进道路上的重要城邑阴晋。阴晋位于现在的陕西省华阴县东南，在华山的东峰和北峰之间，易守难攻，秦军在阴晋城外布下营垒，用50万大军围住了阴晋城，而阴晋城魏国守军苦苦支撑,攻城的一方用生牛皮围成四面的小屋，类似可移动的车，中间可运土以及人，在阴晋城外建起了土山，然后往城里面射箭，后来，又用钩子钩住城壁，兵卒援引而上，但都被魏军一一破解，这是场惨烈的消耗战，双方都处于焦灼状态，形势十分危急。见此情形，魏武侯马上任命河西郡守吴起为主将率领五万精锐“武卒”前去支援。其实，对于这一战，吴起早有准备。吴起镇守河西期间，强调兵不在多而在“治”，他首创考选士卒之法：规定凡能身着全副甲胄，执12石之弩(一石约今30公斤)，背负矢50个，荷戈带剑，携三日口粮，在半日内跑完百里者，即可入选为“武卒”，免除其全家的徭赋和田宅租税，并对“武卒”严格训练，使之成为魏国的精劲之师。吴起治军，主张严刑明赏、教戒为先，认为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虽有百万之军亦无益，曾斩一未奉令就进击敌军的将士以明法。